1864年7月，南京那厚重的城门终于被轰开了。
这本该是曾国藩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候，可恰恰相反，这会儿他后背直冒冷汗，心里比谁都慌。
满打满算，攻下天京（南京）才过了十九天。
这位手里攥着兵权、跺跺脚大清朝都要抖三抖的湘军统帅，竟给朝廷递上去一个折子。
折子里的内容让所有人都没想到：他要散伙。
他要亲手把这支跟自己出生入死、刚立下泼天大功的队伍给拆了，而且这一拆，就是三四万号人。
外头不少人琢磨，这是曾大帅的“保命符”——是在给满清皇室表忠心，生怕功劳太大震了主子，招来杀身之祸。
这话不假，但只说到点子的一半。
曾国藩怕朝廷，但他更怕自己手里这支兵。
这会儿的湘军，看着是拿下了南京，实际上里头早就烂透了。
就在破城后的那几天，南京城活脱脱成了一个屠宰场，而湘军，全变成了吃人的狼。
曾大帅心里跟明镜似的：手里这把刀，锈得全是坑，根本没法用了。
要是不趁早自己把它折了，回头这把刀非得把自己手割破不可。
就在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洗牌里，另一股势力——淮军，却奇迹般地留住了火种，甚至在后来几十年里，接管了晚清的半壁江山。
这草蛇灰线，早在三年前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就已经埋下了。
把时间拨回1861年冬，曾国藩正卡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十字路口。
那时候，安庆刚打下来，曾国藩就把指挥部安在了这儿。
可几百里外的上海，那一封接一封的求救信像雪片一样飞来：整个江浙地界差不多都让太平军给平了，就剩上海这么一个独苗孤零零地立着。
上海那帮有钱的绅士老板发话了，只要曾大帅肯派兵救命，一个月给五十万两银子。
这活儿，是接，还是不接？
这笔账难算得很。
曾国藩一开始心里直犯嘀咕：那地方，一边是大海，一边全是贼窝，要说弄钱，那是块肥肉；可要说打仗，那就是个死胡同。
说白了就是：钱多，但这钱烫手，搞不好命都得搭进去。
可湘军有个死穴：穷。
为了这每个月五十万两的军饷，曾国藩一咬牙，决定赌这一把。
那派谁去顶这个雷？
按理说，头号人选肯定是亲弟弟曾国荃。
那会儿曾国荃刚啃下安庆这块硬骨头，气势正盛。
可谁知，曾国荃一口回绝。
他那双眼睛，死死盯着天京（南京），在他看来，那是太平天国的老巢，也是“天下第一功”的所在地。
去上海？
那是给别人当看家狗，这种脏活累活他才不干。
亲弟弟不干，这烫手山芋就扔到了学生手里——李鸿章。
这一年，李鸿章岁数也不小了，但在曾国藩的幕僚圈子里，他还只能算个晚辈。
提起这个学生，曾国藩心里头是五味杂陈。
李鸿章才气是大，可这“人品道德”上，总觉得差了口气。
曾国藩讲究的是个“诚”字，信奉的是孔孟之道那一套修身养性；李鸿章不一样，他眼里盯着的是“利”，讲究的是只要能把事办成，手段不重要。
两人闹得最僵的一次是在祁门。
当时湘军被围得铁桶一般，李鸿章劝曾国藩赶紧跑路换地方，曾国藩死活不听，还撂下狠话：“你们要是怕死，现在就滚。”
后来曾的好哥们李元度打了败仗，曾国藩要写折子弹劾他，李鸿章讲义气，死活不肯动笔，还拿辞职相要挟。
曾国藩冷着脸回了一句：“请便。”
李鸿章也是个暴脾气，真就卷铺盖走人，这一闲就是一年多。
可这回，看着上海那么大一块肥肉，曾国藩还是把李鸿章给招回来了。
他还给了李鸿章起家的本钱：从湘军老底子里划拉了九个营，再加上李鸿章自己在安徽招来的四个营，东拼西凑，拉起了一支新队伍。
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淮军。
史学大家罗尔纲打过这么个比方：淮军跟湘军，那是儿子跟妈的关系；曾国藩跟淮军，那是老保姆跟奶娃娃的关系。
虽说是亲娘俩，可这走的路，那是大相径庭了。
1862年4月，李鸿章带着这支杂牌军，一脚踏进了上海滩。
这一来，李鸿章简直是如鱼得水。
上海这地界，洋气重，曾国藩那种老派书生根本玩不转，可李鸿章却觉得舒服得很。
当时上海有个怪东西，叫“常胜军”。
这是一群由洋人华尔领着、手里全是洋枪洋炮的雇佣兵。
李鸿章一来，眼珠子一转，立马看穿了这里的门道：在这个地界，谁手里有钱，谁手里有洋枪队，谁就是老大。
他先是耍了一通官场手段，把原来的代理人吴煦给架空了，直接把收关税和厘金的权抓到了自己手里。
口袋里有了银子，他二话不说，立马开始给淮军换血。
曾国藩对洋人那一套，向来是看不上的。
他以前见过西方的望远镜，嘴上感叹两句“格物致知”，心里想的还是怎么靠读圣贤书来提升气质。
李鸿章可没那些穷讲究。
他一看见洋枪洋炮，想法特别实在：“孔夫子那一套又不会打枪，这会儿不顶用。”
既然孔圣人帮不上忙，那就先把圣人请到一边去。
李鸿章把淮军全副武装成了洋枪队，训练也全按洋人那一套来。
维系这支军队的，不再是曾国藩那种“咱们是老乡、咱们是亲戚”的宗族感情，而是赤裸裸的“好处”——银子和官帽子。
这种转变，冷血得很，可真到了战场上，那是真管用。
到了苏州杀降那档子事，这种冷血更是到了极点。
1863年年底，淮军把苏州围了个水泄不通。
守城的太平军头子谭绍光那是铁了心不投降，但他手底下的八个“王”心思活泛了。
常胜军的新头领、英国人戈登拍着胸脯打包票：只要投降，保你们荣华富贵。
那八个王把谭绍光宰了，开城投降。
可这一进城，李鸿章发现不对劲。
这八个人仗着有功，还要保留自己的队伍，甚至狮子大开口，要分管半个苏州城。
这事要是搁在曾国藩身上，估计得琢磨半天，毕竟得讲个“信”字。
可李鸿章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留着这八个货，那就是留着八颗雷。
把他们宰了，虽然名声臭了，但苏州这块地盘算是彻底稳了。
于是，鸿门宴一摆，杯子一摔，刀斧手齐出。
八颗人头落地，几万降兵跟着遭殃。
戈登气得直跳脚。
作为一个英国军官，他觉得这简直是把荣誉踩在脚底下摩擦，甚至提着枪满世界找李鸿章要决斗。
这事传到曾国藩耳朵里，他的反应耐人寻味。
他在日记里写道：这阵子听说的消息里，就数李少荃在苏州宰了那八个王，最让人痛快。
就在那一瞬间，这对师生在“杀人”这事上，居然想到一块儿去了。
不过出发点不一样：曾国藩那是为了维护道统，除恶务尽；李鸿章纯粹是为了消灭隐患，图个省事。
就在李鸿章在东边靠着洋枪洋炮一路平推的时候，曾国荃的湘军主力，还在天京城下苦哈哈地熬着。
这仗打得，那叫一个惨，简直是在拼命。
1862年夏天，瘟疫横扫江南。
曾国荃的大营里，一下子倒了一万多人，差不多一半兵力都瘫在那儿起不来。
对面李秀成带着十几万精兵杀回来救驾，炮弹跟下冰雹似的往湘军头上砸。
那是湘军离鬼门关最近的一次。
曾国藩在安庆急得整宿整宿睡不着，写信劝弟弟：撤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可曾国荃是个倔驴，更像个赌红了眼的赌徒。
他把全部身家性命都押上了，就为了天京那个“首功”。
他像只王八一样，死死咬住雨花台这块地，任凭李秀成怎么捶打，他就是不松口。
这一咬，硬生生咬了两年。
1864年7月，湘军终于把天京城给捅破了。
可谁承想，胜利的那一刻，也是湘军这帮人彻底没人样的时候。
四十岁以下的女人，一个都没见着。
当兵的抓着老百姓严刑拷打，逼着交钱，抢女人。
有个叫黄淑华的十六岁姑娘，全家遭了难，自己被抢走。
半道上，她在墙上题了一首绝命诗，趁着看守不注意，杀了人之后抹了脖子。
这就是曾国藩嘴里一直挂着的“仁义之师”。
曾国荃对这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纵容手下胡来。
为啥？
因为湘军说白了就是私家军，朝廷不给发钱，全靠“打下一座城，准你们抢三天”来提振士气。
等曾国藩到了南京，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凉了半截：满地焦土，加上一帮子成了流氓土匪的兵。
他抓住了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
为了怕李秀成在押往北京的路上乱嚼舌根，把湘军那些见不得人的烂事全抖搂出来，曾国藩干了一件违抗朝廷意思的事：就地把人给宰了。
杀李秀成，那是为了灭口。
裁撤湘军，那是为了自保。
拿下天京才过了十九天，曾国藩就上书要裁军。
理由说得冠冕堂皇，其实私底下的算计很现实：湘军这帮人老了，也没了锐气，当官的发了财，一个个只想回家买地盖房老婆孩子热炕头，谁还愿意把脑袋别裤腰带上打仗？
再说了，这支队伍的名声已经臭到了家。
北京那位老佛爷正拿着放大镜找茬，左宗棠那帮政敌也在背后磨刀霍霍。
这时候，李鸿章的淮军成了最好的接盘侠。
淮军虽说也手脚不干净，但人家年轻啊，手里的家伙事儿也好，听话，关键背后还有洋人撑腰。
曾国藩最后拍了板：“裁湘留淮”。
他把自己辛辛苦苦攒出来的这台旧机器给拆了，把剩下的资源和政治本钱，一股脑全转到了学生李鸿章的那台新机器上。
1865年往后，中国的战场就是李鸿章的天下了。
曾国藩虽然还在位置上，但他那是真的跟不上趟了。
他在北方剿捻军，用的还是老一套“结硬寨、打呆仗”，结果四处碰壁，弄得灰头土脸。
最后还是靠李鸿章带着那是装备了洋枪队和开花炮的淮军，才把捻军给平了。
这是一场权力的交接棒。
曾国藩代表的是那个旧中国，讲道德，讲宗族，讲种地。
平内乱他在行，可面对这个满是蒸汽机和不平等条约的新世界，他是一脸茫然。
李鸿章代表的，则是一个充满了铜臭味、洋务气，不再把仁义道德挂嘴边，只认“船坚炮利”的过渡时代。
1872年，曾国藩撒手人寰。
他这一走，湘军的势力虽然还在，但那股子精气神早就散了。
左宗棠、曾国荃这些人虽然官做得大，但也只能算是给满清这艘破船修修补补的工匠。
而李鸿章，带着他的淮军和后来的北洋系，一步步爬到了权力的顶峰，直到甲午年那场更大的雪崩到来。
如今回过头再看1861年那个冬天，曾国藩把去上海的任务交给李鸿章，这恐怕是他这辈子做得最纠结，但也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决定。
他守住了心里的“道”，却把做事的“术”交给了别人。
手里的家伙事儿值钱了，可人的脊梁骨却贬值了。
传统和现代之间，终究还是裂开了一道怎么补也补不上的大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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