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华盛顿的听证会向来不缺冲突，却很少失去语法。2月4日那场围绕美国金融体系监管展开的众议院金融机构委员会听证会，却让人清晰地感受到一种越界：不是观点的对立，而是角色的错位；不是政策的争辩，而是语言的滑坡。坐在证人席上的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没有延续财长惯有的克制风格，而是直接卷入了一场带着情绪和攻击性的政治缠斗。
这一幕之所以引人关注，并不在于几句刺耳的对话本身，而在于它打破了一条长期存在却很少被明言的边界。财政部在美国政治体系中的位置，一直被视为“技术性权威”的象征。它负责税收、债务、金融监管，天然需要稳定预期、压制噪音。正因如此，历任财长在国会作证时，通常以谨慎措辞回应尖锐问题，即便面对挑衅，也尽量把讨论拉回政策层面。这一次，贝森特选择了另一种方式。
当民主党众议员西尔维娅·加西亚就无证移民与住房负担能力之间的关系发问时，贝森特以“糊涂”一词回击。这并非专业反驳，而是直接对提问者的否定。加西亚当场要求对方停止贬低，这个场景本身就已经说明，听证会的语境正在偏离其原本的功能。
类似的紧张不断升级。马萨诸塞州众议员斯蒂芬·林奇质询是否应停止对加密货币公司的调查，贝森特不仅打断发言，还以“提问也要严肃”回击对方对程序的抗议。加利福尼亚州的玛克辛·沃特斯在讨论关税是否推高通胀时，甚至直接向委员会领导层喊话，希望有人能制止贝森特继续插话。言辞的锋利，逐渐盖过了议题本身。
真正将冲突推向高潮的，是围绕特朗普家族商业运作的问题。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提及阿布扎比王室去年对特朗普家族加密货币公司“世界自由金融公司”的投资，直指潜在的利益关联。贝森特与其展开激烈争辩，米克斯高声斥责他是在为总统遮掩、表现出过度忠诚。这一刻，财政部长不再是金融监管的技术官员，而被拉进了总统政治防线的一部分。
这一变化并非偶然。它折射出的，是美国政治近年愈发明显的结构性转向：专业机构正在被更深地卷入党派对抗之中。财政部原本依赖其相对超脱的地位，在市场与政治之间扮演缓冲器。现在，这种缓冲正在被削薄。
曾在拜登政府时期负责金融机构政策的格雷厄姆·斯蒂尔，对贝森特的表现给出了清晰评价——不符合财长的惯常行事风格。斯蒂尔提到，财政部历来远离日复一日的针锋相对政治斗争。这句话并非怀旧，而是点出了制度运作的隐性前提：当财政部被视为稳定器，市场才会相信其政策判断不完全受短期政治驱动。
听证会上的失序，恰恰动摇了这一前提。从表面看，这是一场共和党财长与民主党议员之间的激烈交锋，符合当下高度极化的国会氛围。往深处看，它反映的是行政部门对国会问责态度的变化。当财政部长以近似政治辩手的方式回应质询，意味着他接受了另一种角色定位：不只是解释政策，而是主动防守政治阵地。
这种转变，对金融监管并非无关紧要。听证会讨论的议题，本身就涉及关税、通胀、加密货币监管、住房负担能力等高度敏感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精确的事实、清晰的逻辑，以及对不确定性的坦诚承认。当语言被情绪裹挟，讨论的重心就会从政策效果转向立场对抗。
加密货币问题尤其如此。民主党议员质询是否应停止调查加密公司，本质上是在追问监管边界与政治干预之间的关系。贝森特的反应方式，没有消解疑问，反而放大了外界对监管独立性的关注。当财长在此类问题上显得防御性十足，市场和公众自然会追问，这种防御究竟源于政策判断，还是源于政治压力。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关税与通胀的讨论。关税是否推高物价，本是一个可以通过数据和模型展开的复杂问题。听证会却演变为互相打断、要求“闭嘴”的场面，削弱了议会监督本应发挥的澄清功能。情绪的胜利，往往意味着信息的失败。更值得注意的是，贝森特并非一位缺乏经验的官员。他清楚国会听证的规则，也了解语言选择的后果。正因如此，这种表现更像是一种有意识的适应——适应一个把对抗视为常态的政治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克制被解读为软弱，技术性回答容易被指为回避，直接反击反而能赢得阵营认同。
问题在于，当财政部也开始按这种逻辑行事，美国金融治理的底色就会发生变化。专业官僚体系的权威，并非来自选票，而来自长期积累的可信度。这种可信度依赖于稳定的行为模式，而不是即兴的情绪表达。
2月4日的听证会，留下的不只是几段冲突视频，更是一种信号：财政部正在被拉向政治前线。这种拉扯并非一朝一夕形成，也不会因一次听证会而定型。它却提醒人们，美国政治极化的影响，已经从立法领域蔓延至原本强调中立的政策执行层。
当财政部长在国会被要求“闭嘴”，当议员指控其“卑躬屈膝”，听证会本身已经不再只是监督工具，而成为政治张力的展示窗口。制度仍在运转，程序仍在继续，语言却在悄然改变方向。正是在这些细节中，权力结构的微妙调整，逐渐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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