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1日拂晓，北京前门火车站雾气弥漫，月台上聚着稀稀落落的一群人——郭沫若、李济深、竺可桢都在，目光不离南方方向。

众人等的，是失踪近半年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国民党大使馆曾扬言扣留，他却避过堵截，从伦敦一路辗转瑞士、意大利，再由香港北上，终于抵京。

半年之前，重庆大轰炸的硝烟还未散尽。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周恩来与李四光暗夜长谈，叮嘱一句：“形势险恶，先离开再图归。”这句话成为老李赴欧的起点。

1948年，他借赴伦敦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之机离境。本想两三年后回国，却撞上国民党大规模清查“左翼学人”。伦敦寒风里，友人陈源悄声提醒：“走，否则护照也保不住。”

李四光只带数册手稿、一支钢笔、五英镑。深夜，他和夫人许淑彬登上一艘货船，默数泰晤士的灯塔远去。逃亡路线像拗折的地层面，复杂却必须坚持。

北京这边，周恩来连发电报，请驻布拉格的吴文焘、在莫斯科的王稼祥设法护送。总理的批语只有一句：“人到，地质部方可开门。”这句话在中南海传得很响。

香港消息终于传到北平：李四光已在九龙码头。叶剑英连夜遣人接应。车站相逢那刻，周恩来虽未到场，却在翌日赶到饭店，与老友促膝三小时，布下新中国地质蓝图。

短短数年，李四光主持创办地质力学研究所，提出“陆相成油论”，让老大难的石油勘探豁然开朗；辽河、克拉玛依、胜利等油田接连见油，工业部的红头文件频频写下他的名字。

高强度劳作很快榨干体力。进入六十年代，他的听力衰退、肺疾反复，却依旧戴着口罩跑工地。助手回忆：“老先生最常说一句话——‘快一点，国家在等’。”

1971年4月28日深夜，他握着女儿李林的手，沙哑地叮嘱：“地热工作有人接班，可地震预报别走洋人老路，你们得闯出去。”话音未落，次日清晨他与世长辞，终年八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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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会定在5月3日，地点八宝山小礼堂。当时中央有“简办”之令，筹备组便没拟悼词。郭沫若抵台前，竟发现桌上空空，只得苦笑。

忽见周恩来快步上台，脸色沉郁：“国务院工作没做好，没有给李四光同志写悼词！”说完，他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封纸已折皱的信，“这是李林同志今早交给我的，我们用它。”

信里记下李四光弥留时的每句话：“若还能活半年，愿再布三口井，求地下热脉之脉搏。”还有对党、对毛主席的深情托付。周恩来声音哽咽，却字字清晰。

读完，他向礼堂外高声询问：“搞地质、搞地震的同志都听见了吗？任务交给大家！”句尾没有矜持，像冲锋号，也像无声遗愿。

郭沫若接过话筒，宣布仪式结束。离场时，周恩来握住许淑彬的手：“许大姐，要把身体看好，李四光的事业离不开您。”这句朴素关怀，让在场亲友泪光闪动。

两年后，许淑彬病逝。昔日未赶上李四光灵车的学生、矿工排队数里，只为再喊一句“老师您走好”。这些画面，被时人称作“地质人的长际会”。

自此，“李四光”三个字成了标尺。大庆井架下、青藏科考车旁、唐山震后废墟上，年轻地质工作者总爱引用他的告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们说，那就是最好的悼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