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趟专列停在月台最里侧。张鹤亭随着省委书记周小舟等人登车，心脏怦怦直跳。车厢不大，大窗被厚帘遮住，顶灯雪亮，长桌两侧摆着十几张木椅。毛主席穿着银灰色中山装，布鞋轻踏地板，笑着与每个人握手。轮到张鹤亭时，他用力挺直腰板，脑海里却闪过四年前那场让他几乎丢掉前途的“保产党”风波。
1952年春，张鹤亭刚被调去桃江县主持县委工作。一次下乡，他看到地主被吊在梁上批斗，立刻制止，并写报告上送地委。可还没等调查清楚，地委处分文件先下来了，五区三名区委书记撤职，连他这个刚到任的“救火队长”也被点了名。那一晚，他关上门自言自语：“老百姓的命都保了，我不后悔。”随后，他把所有情况情况层层上诉。文件辗转到了北京，毛主席批了八个字：一个不称职的县公安局长。就凭这行批示，张鹤亭的清白得以昭雪，他又回到湘潭地委，分管宁乡。
思绪回到车厢，座谈开始了。农业合作化、农田水利、备耕物资，一条接一条议题抛出。大家发言时，张鹤亭不停记笔记，用完一张白纸就换一张。谈到消灭“四害”，争论最激烈。有人主张“麻雀糟蹋粮食，非打不可”，也有人提醒“麻雀还能吃稻飞虱”。毛主席听完缓声道：“看来既有害又有益，不能一竿子打死。真理常在少数人手里，咱们留个活口，继续研究。”话音未落，车厢里笑声一片，气氛顷刻轻松。
趁着众人转换话题，周小舟指着张鹤亭说：“主席，这就是宁乡的张鹤亭同志。”毛主席点点头：“河北大名府？那不跟《水浒》里的卢俊义同乡？”一句戏言，让年轻书记的紧张陡然散去。毛主席接着问：“双江口、回龙山你都跑过没有？”张鹤亭答过，主席微微一笑，提起当年在沩山密印寺与方丈长谈的往事，还打趣说：“和尚化缘，我只给了一块光洋，可惜那里的虱婆子多得很。”众人听得开怀，却也听得出老人家把调研乡村的经历始终牢记。
轮到张鹤亭汇报，他直奔要害：“合作社合是合起来了，可三成劳力暂时闲着。光靠分田到户不行，得有精耕细作的新活路。”毛主席拿起铅笔记下，停顿片刻，补充一句：“多种经营也要抓，靠一条腿走路要摔跤。”这番对话后来成了张鹤亭制定“农副并举”规划的依据。
散会时已近子夜，毛主席握着张鹤亭的手，轻轻拍了拍：“好好干啊，宁乡还有大事可为。”这一句话仿佛钉子，把张鹤亭牢牢钉在了湖南这方红色土地。之后几年，他抓猪场、修水库、办小水电，宁乡的生猪出栏跃居全省前列，农副产品远销省外。湖区稻谷丰收的那些秋天，老百姓常在田埂上议论：“张书记心里有数，再难的坳子也能抹平。”
有人劝他北上进京，当中央部委的位子空着；也有人替他惋惜，觉得留在山区埋没了才华。但张鹤亭一口回绝：“主席把话撂这儿，我得把这边的文章写完再说。”1978年他离休时，湖南农业机械化已初具规模，宁乡公路网四通八达，流沙河生猪市场日屠宰量跃居全国前列。乡亲们赶猪去交易，路旁常能听到他们议论那位河北人，“不折腾、不张扬，硬是把穷坳子变了样。”
回想1956年专列上的灯光、主席的笑声、那声“卢俊义还是你的老乡”，张鹤亭常说：“人一辈子能遇上知己，是天大的福分；更难得的是，知己还是毛主席。”他把这份幸运化作四十二年的耕耘，直到白发苍苍，仍把那夜折成纸片，夹在笔记本的扉页。每逢翻看，密密麻麻的铅笔字清晰如昨——多种经营，精耕细作——那是他一生的方向，也是宁乡万千农户最朴素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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