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6月的一天午后,南京总统府的廊下闷热得几乎让人窒息。孙科手里攥着一份立宪草案,脚步没有丝毫迟疑。“委员长,这一步非走不可。”他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轻忽的决绝。蒋介石抬眼扫了他一眼,没有答话。那一刻,两人关于中国未来走向的分歧,已悄然埋下了日后决裂的种子。
孙科1891年生于广州,十五岁离乡赴檀香山,随后转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系。海外十年,一半汲取专业知识,一半体味西方制度。课余时间,他爱泡图书馆,也常与同学“唇枪舌剑”讨论新式宪政。1917年归国时,他给朋友寄去明信片,“要做事,不做官”,八个字写得潦草,却道尽青年心气。
1921年,孙科接下广州市长的担子。市政废弛、飞车党横行,外汇市场一天三个价,他先砍捐厘、后清滩涂,把税收透明度写进公报。结果是半年内城市财政盈余首次转正,老商号刘祥泰感叹:“从前打点码头,现在只看公告。”市面骤然清朗,孙科也因此被粤人称为“不拿回扣的市长”。
之后他调任铁道部,提出“交通教育与行政并轨”,让铁路技术生直接进现场。有人质疑他铺摊子太快,他回一句:“火车不等人,中国更不等人。”在他的推动下,北宁铁路与粤汉铁路的统一规格方案拍板,技术标准首次全国一体,为日后干线互联奠定基础。
广受瞩目的仍是立法院院长任内。1932年,他主张“先地方自治、再中央宪政”,蒋介石却侧重军事整合,两人路线对撞愈演愈烈。外界以为孙科只是“先生之子”,殊不知他在立法程序里寸步不让,硬把预算公开与行政问责写进条文。蒋系媒体冷嘲他“纸上谈兵”,可在华北的学生社团中,立法草案却被当成讲演范本传阅。
抗日战争爆发后,孙科随政府西迁重庆。山城火光之中,他常与宋子文夜谈,以外贷与物资支援为题做预算,甚至亲自上英国大使馆做游说。“若中国退一步,太平洋再无宁日。”这是他对英国外交官说过的重话,日后被记录在《远东档案》中。
1947年底,内战已呈崩势。大势虽乱,孙科仍寄望“和谈救亡”。他与李宗仁联名要求蒋介石“暂离前线”,并在行政院内阁会议上直陈:“没有人能以个人意志对抗历史潮流。”蒋介石勃然离席,自此二人彻底反目。
1949年1月,北平和谈刚有转机,蒋介石打来电话,邀请孙科随行去台湾。对话很短。孙科只回一句:“去则困,留亦困,我选第三条路。”于是,4月他从香港登上赴美客轮,先住旧金山,后转洛杉矶投靠长女孙穗英。那几年,美国经济虽旺,他却囊中空空,只能在华人保险社帮忙做信函校对。人们常看到这位前院长提着旧皮包乘公交,眉宇间却依旧倔强。
1955年,台北来信邀请他回任考试院长。旧友劝他衡量得失,他答:“我看重的不是职位,是利用体制修补权力的缝隙。”这一年他六十四岁,重返政坛。上任后,先废除“政务官可兼任考官”的惯例,又将录用考试的命题权交给大学教授群体。这样的小动作,让“派系分肥”一度难以插手。蒋介石看在眼里,既生气又无可奈何,只能在幕后压低预算表达不满。孙科却撬开社会分配机制,间接缓和了岛内经济人事矛盾,舆论给了他“老孙烧冷灶”的诙谐评价。
1963年夏,他在台北主持完考试院会议后,突感胸闷。医生嘱咐静养,他却把厚厚一摞方案批到深夜。10月15日病情恶化,终因心衰离世,享年七十二岁。治丧公告只写四行:“一生以宪政为志,尽瘁毕力;万事功过,听后人评。”没有溢美辞藻,倒也契合他的个性。
孙科的一生,始终在父亲革命理想与自身专业主义之间寻找支点。早年南北奔走、中年立宪碰壁、晚年力守考试院,表面跌宕,实则围绕同一座坐标——制度高于权力。1949年那个拒绝登机的决定,是他为信念付出的最大代价,也是后来重新入局的起点。身后评价褒贬并存,但有一点始终无人否认:他确实走出了一条与父辈不同的道路,而这条路,终究留在了民国史册最复杂也最丰富的篇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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