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灵州存无问题新探|北魏|平州|显州|灵州|节度使|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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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辽代灵州是《乘轺录》记载的辽代地名，此书为北宋路振出使辽朝时所作，记录了其在辽朝的所见所闻。但对于辽代灵州，《乘轺录》以外的文献皆无记载，故而学界对辽代是否设有灵州等问题产生了不同观点。本文对灵州地名沿革进行考证，在学界研究基础上对学界现存观点进行辨析，认为辽代并未设立灵州，《乘轺录》所载灵州应为宜州。

［关键词］灵州；《乘轺录》；辽代

关于辽代灵州，仅见于路振所撰《乘轺录》。路振（957—1014）是北宋史学家、文学家，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出使辽朝，将自身见闻撰写为《乘轺录》。此书已散佚，唯晁载之《续谈助》和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有部分辑录：“沿灵河有灵、锦、显、霸四州，地生桑、麻、贝、锦，州民无田租，但供蚕织，名曰太后丝蚕户。”而《辽史》及其他有关史料并未记载辽代灵河流域存在灵州。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辽代是否设有灵州？其次，若辽代确有灵州，其地望在何处；若无灵州，则“灵州”为何地之误？对此，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些学者认为辽代无灵州，如贾敬颜、杨若薇、余蔚、闵宣化等；而赵永春、冯永谦认为辽代确有灵州。对于灵州的地望，贾敬颜认为灵州非利州即建州之误；杨若薇暂以灵州为建州；余蔚在贾敬颜观点基础上，认为灵州是利州之误；闵宣化认为灵州不可能是利州、霸州（兴中府），而可能是建州之误。认为辽代有灵州的冯永谦认为灵州在今辽宁朝阳、北宁、锦州以西的大凌河岸，赵永春亦认为在今辽宁大凌河岸，但他们都没有说明灵州的具体位置。可见，学界对辽代灵州问题仍存争议。本文拟运用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等方法，对此问题进行详细的考证。

一、灵州地名沿革

在考证辽代灵州存无问题之前，首先要了解灵州这一地名的沿革。灵州首见于史籍，乃西汉北地郡所辖之灵洲（州）。《汉书》记载：“灵洲，惠帝四年置。”《后汉书》作“灵州”。二书都未说明此灵州地望所在，导致后世学者将其与北魏、隋、唐之灵州混淆（后文详述）。北魏时期也设有灵州，前身为军事重镇薄骨律镇城。《太平寰宇记》引《括地志》记载：“薄骨律镇城以在河渚之中，随水上下，未尝陷没，故号曰灵州。”而颜师古对上文所引《汉书》“灵洲”条注曰：“水中可居曰洲，此地在河之洲，随水高下，未尝沦没，故号灵洲。”二者对灵州得名的解释近乎相同。值得一提的是，颜师古《汉书》注与李泰《括地志》同样成书于贞观十五年（641）但颜师古有关地理的注解内容应是参考了地理专著《括地志》，故而二者记载相似。稍后的地理志书《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沿袭了《括地志》对北魏灵州的得名记载。至明代，史籍却已将西汉北地郡灵州和北魏隋唐以来的灵州进行捏合。如《雍大记》：“灵州千户所，西汉属北地郡，置灵州，后汉、魏、晋因之”；《明一统志》：“灵州城，在卫城南，本汉灵州县，后魏为灵州，隋唐置灵武郡。”清代有关记载亦然。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西汉北地郡灵州标注在今宁夏灵武市境内，显然也是受宋以来有关文献记载的影响。各类地名工具书、图册、词典等均认为汉代灵州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一带。至此，灵州的沿革脉络就被完整串联起来。

综上所述，《汉书·地理志》并未记载北地郡灵州的具体位置，而北魏、隋唐以来的灵州与西汉北地郡灵州名称相同，所以颜师古注释《汉书》时转录了《括地志》有关北魏灵州得名的文字。明代开始将两灵州捏合为一地，并为后世沿袭。

实际上，这种联系存在很大的问题，是唐宋以后之人对文献的错误理解。颜师古之所以在《汉书》注中转录《括地志》对北魏灵州地名由来的记载，仅仅是因为二者名称相同，并非认为二者存在沿袭关系。其实，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说得很清楚：

灵州。春秋及战国属秦。秦并天下，为北地郡。汉时为富平县之地。后汉安帝永初五年，西羌大扰，诏令郡人移理池阳。顺帝永建四年，归旧土。其城赫连勃勃所置果园，今桃李千馀株，郁然犹在。后魏太武帝平赫连昌，置薄骨律镇，后改置灵州。以州在河渚之中，（随）水上下，未尝陷没，故号灵州。

可见，灵州在汉时为富平县之地，而北魏灵州是由薄骨律镇而来。值得注意的是，李吉甫在此段最后也引用了颜师古对灵州得名的解释，将其放在北魏改置灵州（薄骨律镇）后，而非“汉时为富平县之地”处，显然也认为这种解释仅仅针对北魏灵州，汉灵州和北魏灵州并不存在沿袭关系。北宋《太平御览》对灵州的记载，也仅仅对颜师古注和《元和郡县图志》作征引，并无任何将二者建立沿袭关系的叙述。如此，唐宋时期对灵州的认识是很清晰的，即灵州是在北魏薄骨律镇城基础上发展而来，在秦时为北地郡，在汉时为富平县地，“以州在河渚之中，随水上下，未尝陷没”而得名。而西汉惠帝四年（前191）所置灵州与此并没有关系，仅仅名称相同。明清文献是对颜师古注和《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御览》的误解，导致将汉灵州与隋唐灵州沿革捏合的情况出现。

有学者注意到西汉所置灵州不会在宁夏灵武境内。周振鹤认为，西汉惠帝时，故塞外之河南地尽入匈奴，不可能在河水边置灵州县。《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汉代灵州定于宁夏灵武市，显然不符合当时的疆域形势。马梦龙结合出土汉简，认为汉代北地郡灵州县在今甘肃省环县曲子镇刘旗村古城，北魏、隋唐之灵州位于今宁夏灵武、吴忠市。至此，灵州的沿革得以厘清，这对后文的考证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二、辽代是否确有灵州

厘清灵州的沿革脉络后，再来考证辽代灵州问题就容易很多。目前，学界对辽代灵州的存无、地望等问题尚未形成统一观点。因此，我们首先要确定辽代是否确有灵州。

认为辽代有灵州的学者，多以史料记载为据。《辽史·宦官传》记载了两位宦官——王继恩和赵安仁。王继恩为北宋棣州人，被俘至辽，任内谒者、内侍左厢押班，圣宗时累迁尚衣库使、左承宣、监门卫大将军、灵州观察使、内库都提点。赵安仁亦为宋俘，辽圣宗时任左承宣、监门卫大将军，充契丹汉人渤海内侍都知，兼都提点。冯永谦据此认为，王继恩能否以宦官身份胜任灵州观察使，尚难肯定；但若此为虚职，《辽史》撰者也不会在不足百字的史评中，全部用来评论二人任“观察使、大将军”为不当之事。实际上，二人本职工作是宫中宦官内侍，其所任大将军、节度使为虚职。《契丹国志》记载，“（兴宗）命内库都提点王继恩、内侍都知赵安仁等监南北面蕃汉臣僚”全然不提二人的大将军、节度使之职，足见其为虚职。林鹄认为二人应为著账户，所任内谒者、内侍压班、尚衣库使、内库都点检等疑俱系宫官实为确论。余蔚也认为，辽代似无内侍出长府州之例，此处观察使、大将军并非实职。实际上，王继恩“好清淡，不喜权利，每得赐赉，市书至万卷，载以自随，诵读不倦。每宋使来聘，继恩多充宣赐使，后不知所终”。难以想象这样一个人能担任一州之长，更何谈大将军？况其为宫中内侍，须随皇帝四时游猎，无法去地方任职。而赵安仁早在辽圣宗开泰八年（1019）就欲南逃回宋，为游兵所获，后来被钦哀皇后派去监视仁德皇后，事泄后又欲南逃，得钦哀皇后出言相救方免一死。其任左承宣、监门卫大将军，是因为“帝（辽兴宗）与安仁谋迁太后（钦哀皇后）庆州守陵”。后来兴宗接回太后，太后质问赵安仁：“汝负万死，我曾营救。不望汝报，何为离间我母子耶！”赵安仁“无答，后不知所终”。可见，赵安仁两次欲南逃，此“大将军”乃被皇帝所授之虚衔，其实职依然是“充契丹汉人渤海内侍都知，兼都提点”之类的内侍官；且迎回太后之后就“不知所终”，恐怕成了兴宗、钦哀皇后母子和解的政治牺牲品。王、赵二人仅受皇帝一时恩宠和政治需要，成为大将军、灵州观察（节度）使，待恩宠过后就“不知所终”。实际上，撰写《辽史·宦官传》的史官之所以认为王、赵二人任“观察使、大将军”是不当之事，是因为“名器所以砺天下，非贤而有功则不可授，况宦者乎？”意在指出二人凭借宦官身份就得到了“大将军”这种级别很高的虚衔，名不副实且不合规矩，并非代表二人实际职务就是灵州观察使、大将军。所以，这不能证明辽代有灵州之设。

另外，宋朝文献中出现了一则关于辽灵州观察使的记载。《辽史》记载，辽圣宗太平三年（1023）“以萧伯达、韩绍雍充贺宋正旦使副，唐骨德、程昭文贺宋生辰使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则记为：“甲申，契丹遣彰武节度使萧昭古、灵州观察使刘彝范来贺明年正旦”；“甲辰，契丹遣彰武节度使耶律唐古特、宁州防御使成昭文来贺乾元节。”罗继祖注意到“绍雍作彝范，又成、程异文，则未详孰是？”查阅史籍，刘彝范仅见此一处记载；韩绍雍为韩延徽之曾孙，撰于辽天祚帝天庆三年（1113）的《丁文逳墓志》记载其曾任枢密使、守司空、兼中书令《契丹国志》载其任行宫都部署兼侍中但皆未记载其任灵州观察史之职。萧伯达与萧昭古在《辽史》中各出现一次，前者就是上引圣宗太平三年这次。而萧昭古于圣宗太平九年（1029）十二月与耶律元吉、崔闰、窦振“充来岁贺宋正旦使副”但《长编》记此事为宋仁宗天圣八年（辽圣宗太平十年，1030）。可见，《辽史》《契丹国志》与《长编》对正旦使、生辰使的名字和所任官职的记载皆不相同。“灵州观察使刘彝范”仅见于《长编》，《丁文逳墓志》也未记载韩绍雍任灵州观察使之职。

林荣贵指出，自圣宗开始，辽代遥领制度盛行并且扩大，并且呈现出遥领于辽本土少而宋、西夏多的趋势。如圣宗朝遥领节度使23例，其中在辽本土者仅大同军节度使1例。前文提到的王继恩，就是于圣宗朝获灵州节度使之衔。余蔚认为，辽之遥授绝不宥于现有之境土，而且并无避忌，入宋之辽使仍带着遥领宋境内各州的虚衔；宋官员也有幽云十六州的大量遥职，宋辽双方都知是虚衔，并不在意。担任这些使职的出使者绝大多数未见于《辽史》，因其地位本不是很高；出使之前，辽廷为郑重其事，借予使职以尊崇使者地位，然其实质皆是遥领而已。因此，《长编》所记“灵州观察使刘彝范”不足为辽代有灵州之证。

有关辽代灵州，史籍中还有一条错误记载。《元史》中有一处灵州，乃辽阳行省东宁路所辖，本高丽地。至元六年时，“李延龄、崔垣、玄元烈等以府州县镇六十城来归”这六十城中就有灵州。此灵州在鸭绿江南岸，原名兴化镇，高丽“显宗二十一年升兴化镇为（灵）州，置防御使”。但柯劭忞《新元史》也记载了崔垣等所献之六十余城之名，其中“灵州、慈州、嘉州，辽隶显州”。辽代显州位于今辽宁省北镇市北镇街道北镇庙且王氏高丽之疆域并不可能到达今大小凌河流域，故高丽灵州之地不可能为辽代显州所隶，此条记载不足为信。

北宋出使辽朝的史臣，很多都写下了记叙沿途经历的使辽诗，但其中言及灵州的仅有北宋文学家彭汝砺。他曾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任“太皇太后贺辽主生辰使”途中写过多首使辽诗，其中《再和子育五首》的第四首为：

手拈弓箭膝横刀，着尽君王赐战袍。语及灵州心欲碎，使轺今日敢言劳。

此诗第三句提到了灵州，那么是否可以证明辽代确有灵州呢？该诗名为“再和子育”，子育即高遵惠的字。高遵惠曾于元祐元年（1086）出使辽朝而此次再次使辽，与彭汝砺同行，二人互相作诗唱和。通读全诗可以发现，全诗只是描述二人奉帝命使辽，“灵州”在此处为意象，代指辽的艰苦自然环境，并不指具体地点，更不代表辽代设有灵州。

实际上，《辽史》《契丹国志》《长编》《三朝北盟会编》等重要宋辽文献中对灵州的有关记载皆是前文所述的隋唐灵州，即今宁夏灵武市、吴忠市境内，当时为西夏地，绝无可能为辽所属，与大凌河更是相距甚远。而出使辽朝的宋使留下的诸多行程录中，也没有关于辽朝灵州的记载。所以，目前所见的宋辽金元文献皆无法证实辽代有灵州之设。

同时，宋辽时期还有更重要的资料——地图。关于辽代地图，传世者并不多。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元刻本《契丹国志》卷首有三幅图，分别是《契丹地理之图》《晋献契丹全燕之图》和《契丹世系之图》。其中《契丹地理之图》（见图1）是唯一流传至今的辽朝地图，刘浦江考证此图为宋人所作，作年为天眷元年（1138）之后，不晚于正隆二年（1157）。图1中标注了五京和一些较为知名的府州，并对重要的地理要素，如混同江、碣石山、居庸山、居庸关、木叶山等皆有标注，甚至标出了北海（贝加尔湖）。可惜的是，此图仅对长城以南的燕（南）京附近和宋辽边界之地记载清晰，而对深入辽境的中京、上京、东京附近的州县记载很简略，也未记载灵州。所以此图无法证明辽代设有灵州。

宋朝方面的地图，涉及辽境的不是很多。苏州碑刻博物馆藏南宋《墬（地）理图碑》（见图2）学者考证其为黄裳于南宋绍熙二年（1191）所作，由王致远刻于南宋淳祐七年（1247）。此图较《契丹地理之图》详细很多，《乘轺录》中所记“灵、锦、显、霸四州”除灵州外，图中皆标出，且大致方位基本准确；图中对上京道、中京道、东京道等诸府州标注十分详细，甚至标出了木叶山、黑山、祖山的位置，对辽帝捺钵之地）（长）春州、千鹅泊、长白泊等也有标明；还标明了金上京会宁府，称其为“御寨新京”。总体来看，此图对辽金境内的府州标注较为准确，应是参考了使辽、金人的行程录或归明人的著作，很可能出自归明人赵志忠之手。据《长编》记载，赵志忠“上虏庭伪主宗族、藩汉仪制······四至邻国远近、地里山河、古迹等共十一册，并戎主阅习武艺於四季出猎、射虎等图各二副，外有戎主登位仪制图、拜木叶山图并入国人使宴图”。赵在辽多年，深谙辽朝事，其所著《阴山杂录》被宋朝官方采用，成为《仁宗实录》和仁宗、英宗《两朝国史》中有关辽朝部分的史源。故这幅《墬（地）理图》对辽金府州的绘制，极有可能参考了赵志忠的这些著作。即便如此，此图中依然没有灵州，这不得不让我们对辽代灵州的存在与否产生疑问。

另有宋刻拓本《舆地图》（见图3）由日本佛照禅师带回日本，现藏于日本东福寺栗棘庵。此图作者无考，作图时间可能为咸淳二年（1266）。据学者考证，此图是中国现存的明代之前古地图中注记数量最多、历史及地理信息最丰富的单幅地图，较上文所述黄裳的《墬（地）理图》更为详细。但此图中东起辽州、西至泽州、北起利州、南至平州的大块区域已经完全毁坏，加之《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中刊布的这幅地图的拓片和墨线图东北部分极不清晰，大、小凌（灵）河流域可见者不多。但《乘轺录》所言锦州、显州、兴中府（霸州）在图中皆可见，另见辽州、隰州、利州等，唯独无灵州，或其在损坏区域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此图依然无法直接证明辽代设有灵州。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辽代并未设立灵州。

三、“灵州”为何地之误——基于《乘轺录》文本的考证

上文已考辽代未设立灵州，那么路振《乘轺录》所言“灵州”是何地？又为何会出现此条错误记载？这需要从路振的行程以及《乘轺录》文本出发进行考证。

路振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二月以知制诰身份充任贺大契丹国主生辰使。他从宋辽白沟河（拒马河）界出发，一路向北至辽南京析津府，停留两日后继续向北，十五日后到达辽中京大定府，停留近半月后返程。分析其行程路线可知，路振目的地为辽中京大定府，其并未从中京向东至灵河流域。而《乘轺录》所言“沿灵河有灵、锦、显、霸四州”，后有注云“自灵河已下事，皆接伴副使李询言，询尝使高丽，经女贞沙灵河凡五十程”亦可证这则记载并非路振亲历，乃辽接伴副使李询所言。关于李询，宋辽文献及墓志等皆无载，故生平无考。《乘轺录》有注云：“李询为工部郎中，月得俸钱万，米麦各七石。”《乘轺录》对所记载的见闻之出处多有标注。如：“渤海已下事，馆伴使刘经言”；“虏下令事，殿侍鲁进闻之于契丹语”。而李询所言并未注明是契丹语，且结合其名推断，李询应为汉人。辽代六部尚书、侍郎、郎中等均系虚衔辽代工部郎中于史可考者，仅杜悆“不次而任授尚书工部郎中”。故李询之工部郎中亦为虚衔，其必有其他实职，惜史料不足，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李询并非显赫之官。

《乘轺录》又言李询“经女贞沙灵河凡五十程”，语义不通，似有讹误。贾敬颜点校为“经女真，涉灵河，凡五十程”如此文意则通。看来李询对灵河流域十分熟悉，其所言似不虚。然显州在“（医巫闾）山东南”即今辽宁省北镇市与大凌河有一定距离，且中间相隔医巫闾山。而锦州在今辽宁省锦州市属小凌河流域，贾敬颜谓《乘轺录》“殆兼今大小凌河言之”。若如此看，李询之言大体不差，但具体位置并不精确；且辽接伴使等为了防止宋使刺探虚实，常对一些事例和实际情况进行夸大、误导，以迷惑宋使。此处“凡五十程”就有夸大之嫌，很可能是李询吹嘘之辞。余蔚指出，路振出使所见，固当以“道听途说”为信息主要来源，思虑再周密，也有错听误记之时，如此条，显然不足为凭。此说甚是。

《乘轺录》言“灵、锦、显、霸四州，地生桑、麻、贝、锦，州民无田租，但供蚕织，名曰太后丝蚕户”。其中“太后”就是承天太后萧绰，说明四州向承天太后贡丝蚕。贾敬颜认为，“是四州之民，初亦承天太后之头下军州人户也”。但承天太后之斡鲁朵为崇德宫，辖乾、川、双、贵德四州。而锦州以汉俘建，隶太祖弘义宫；显州以东京三百户建，隶应天皇后长宁、世宗积庆二宫；霸州以奚、燕民建，先后隶世宗积庆宫和圣宗兴圣宫，皆与承天太后崇德宫无关。贾敬颜又谓灵州“非利州即建州之误”。闵宣化则认为，“亦不得谓是利州之误，利州置于1008年，李询使高丽时尚无此州”。《王悦墓志》有“统和二十三年（1005）藏于利州西三十里尖南山”故路振使辽时已有利州。但利州时属中京，非隶宫州，故亦不是利州之误。不过，既然锦、显、霸等州为隶宫州，则灵州亦应为隶宫州。大小凌河流域的隶宫二字州有宜州（积庆宫）、黔州（初隶永兴宫，后隶中京）、川州（统和中隶文忠王府）、建州（永兴宫，后隶敦睦宫），则灵州必为其中一误。黔州于圣宗统和二十七年（1009）隶中京，路振使辽时为统和二十六年底至二十七年正月初九日，当时圣宗刚过生辰，连日设宴，应无暇处理改隶黔州之事。川州在开泰年间尚名白川州，其改名川州应该是辽末金初之事。

如此，灵州非建州即宜州之误，目前学界多认为是建州，但笔者认为应是宜州。首先，宜州所在之处较建州来看，距离锦州、显州、霸州更接近，同为大凌河中下游，而建州所在更偏中上游。其次，《乘轺录》所言“灵、锦、显、霸四州，地生桑、麻、贝、锦”，而倚郭宜州的弘政县是“世宗以定州俘户置，民工织纴，多技巧”有手工业基础。刘承嗣曾在此“奉宣宜、霸州城，通检户口桑柘”可见宜州也是重要的桑、麻、丝织产地，陈述、韩茂莉在论述辽代手工业时也言及宜州。而锦州、显州皆以擅长纺织的汉俘而建，辽圣宗曾“以显州岁贡绫锦分赐左右”宜州与同样擅长手工业的锦、显、霸三州并称是十分合适的。《辽史》所载“时山前诸路大饥，乾、显、宜、锦、兴中（即霸州）等路斗粟直数缣”即是很好的证明。余靖在《契丹官仪》中也说：“中京置度支使，宜、霸等州隶焉。东京置户部使，辽西、川、锦等州隶焉。”《亡辽录》谓辽“三路钱帛司——长春、辽西、平州”辽西路就是以霸州（兴中府）为核心的财赋路，宜州也是其中的重要州县。而建州并无桑、麻、丝织等手工业的有关记载，不足以与其他三州并称。最后，路振自宋辽边界一路北上抵达中京，并未亲至大小凌河流域。李询给路振介绍四州时，后者也不会当场立即记录。前文已述李询为汉人，而宜州与灵州音近，恐路振后来记录时回忆错误，误将宜州记为灵州。

至此，辽代灵州有关问题已经基本探明。辽代并未设灵州，路振《乘轺录》所记灵州乃宜州之误。

四、余论

考证出灵州乃宜州之误后，我们可以简要分析一下辽代纺织业发展与辽财赋路的演进关系。契丹在耶律室鲁为于越时就已“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卢文进降契丹，“驱掳数州士女，教其织纴工作，中国所为者悉备”使纺织进一步得到发展。1974年发掘的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辽代前期墓葬，“出土纺织品都是桑蚕丝织成，有绢、纱、罗、绮、锦和绒圈织物及刻丝等共七类九十余个品种规格”，其中“一件绣花袍仅绣工一项估计即需三四百个工日，需要一个熟练工工作一年以上”。这说明辽代前期已经具备了很高的纺织工艺。而宜、锦、显、霸四州皆置于辽前期：宜州和锦州皆置于太祖时期，显州置于世宗天禄元年（947）霸州置于太祖神册年间（916—922）。陈述先生指出，契丹的纺织生产未必很普遍，但不会太少。实际上，辽纺织业的核心就在大凌河流域，这一地区的州县基本都是由辽朝在战争中获得的汉族、渤海族俘户所建，纺织基础好，故而成为辽朝重要的纺织工业区。

早在中京设立以前，辽圣宗已在霸州置处置司，作为管理霸、建、宜、锦、白川等五个节镇的机构，呈现出向独立军事区划发展的倾向。圣宗建立中京后，以霸州为核心的大凌河流域州县地位进一步上升。兴宗重熙十年（1041）霸州升为兴中府，负责兴中府、宜州崇义军、锦州临海军、川州长宁军、建州保静军、来州归德军的军事治安，即辽西路。辽西路与中京路至此正式成为两处独立、平行的高级军事区划。而辽西路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地位，很大原因就是以宜、锦、显、霸等州为核心的纺织工业区是辽朝重要的赋税收入来源，在经济上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陈述、杨若薇指出，“长春、辽西、平州三路地位至为重要，已不同于五京以外的其他地区”。长春州是辽帝春捺钵之地；平州是重要产盐区和军事要地；辽西位于中京、南京之间，也是纺织工业核心地区。三者都有很重要的地位，故而在辽代后期脱颖而出。如陈俊达所说“：平州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及其作为辽朝重要的盐产地，经济上的独立性为其由低级军事区划升为高级军事区划奠定了基础。”类比平州，以宜、锦、显、霸等州为核心的辽西路诸州也应是如此，其经济功能与军事地位相辅相成，纺织业带来的稳定赋税使辽西路在财政上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进一步强化了辽西路在辽代的特殊地位，其不仅承担军事防御职能，更成为维系国家经济运转的重要支柱，深刻影响了辽代后期地方权力结构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