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足够让两个曾骨血相连的人，变成擦肩而过时，连眼神都不会交汇的陌生人。
去年冬天，她父亲去世。电话里她的声音带着哽咽，我正为手头一个棘手的项目焦头烂额，只冷冷回了句“项目太急，走不开，你节哀”，便挂断了。
那时我以为，这只是我们漫长消耗与彼此折磨中，又一次寻常的互相刺痛。
直到今年春天，我接到医院通知，母亲病危，正在市一院重症监护室抢救。握着电话，那根细细的电话线像突然变成了冰凉的绞索，勒得我几乎窒息。
在巨大的恐慌与无措中，我手指颤抖着，下意识拨出了那个熟稔于心的号码。
就在等待接通的“嘟嘟”声里，一道惊雷毫无征兆地在脑海中炸开——去年，电话那头的她，听着我冰冷的推诿时，该是怎样的心寒与绝望？
“喂。”
电话通了。听筒里传来一个女声，清冽，平稳，听不出任何情绪，像深秋结了一层薄冰的湖面。
十年了，林溪的声音似乎没变，可那平静底下透出的疏离，却瞬间冻住了我喉头所有翻滚的话。
我叫陈远，一个在婚姻里一败涂地的男人。
我和林溪分居整整十年。久到我们的女儿朵朵，已经从蹒跚学步的孩童，长成了眉眼初绽的少女。
“是我。”我费力地吞咽了一下，嗓子发干，“我妈……病危，在市一院，重症监护室。”
电话那头陷入一片沉寂。
这沉默持续了大概十几秒，却像一个世纪那般漫长，死死攥住了我的心脏，让我无法呼吸。
我几乎能看见她此刻的模样：微微蹙着眉，眼神平静无波，只是在纯粹地接收和处理一条与她无关的信息。
就像去年此时的我一样。
“知道了。”她的声音终于再度传来，依旧听不出波澜，“地址发我。我处理完手边的事就过去。”
“好。”
我几乎是仓促地挂断了电话，仿佛再多说一个字都会耗尽全部力气。手机从汗湿的掌心滑落，我背靠着医院走廊冰凉刺骨的瓷砖墙，慢慢蹲了下去。
浓重的消毒水气味混杂着无处不在的绝望，将我密不透风地包裹。头顶重症监护室门上那盏刺眼的红灯，像一只冷酷审判的眼睛，直直照见我此刻全部的狼狈与不堪。
我和林溪的婚姻，也曾有过滚烫的开端，却最终败给了我的偏执和那可笑的、一文不值的自尊。
十年前，我像着了魔，不顾她反复的劝阻，执意押上了我们所有的积蓄，甚至瞒着她抵押了刚买的房子，一头扎进一个自以为能改变命运的所谓科技项目。
结果，血本无归。
破产清算那天，我把自己反锁在书房，整整三天没踏出房门一步。
林溪没有砸门，没有哭闹，甚至没有一句指责。她只是每天按时把做好的饭菜轻轻放在门口。
可我从门缝底下，瞥见过她的眼睛。那里面没有鄙夷，没有怒火，只有一种被彻底抽干了的、深不见底的疲惫。
那种疲惫，比世上最锋利的刀子更伤人。
就是从那一刻起，我选择用更厚的冷漠把自己武装起来。我拒绝沟通，逃避现实，把一切归咎于时运不济，仿佛只要不面对，失败和愧悔就不存在。
最终，我们签下了分居协议。
她带着女儿搬离了这个曾经充满憧憬的家。而我，守着这间骤然空旷冰冷的房子，和一堆冰冷的债务数字，度过了十年。
这十年，我们活成了两条平行线。唯一的交集，是每月定时的抚养费转账，和偶尔关于女儿学校事务不得不进行的、简短而客气的交流。
我们说话的语气，比对待同事更礼貌，比对待陌生人更疏远。那些年少时炽热的爱恋，新婚时温暖的依偎，都被时光磨成了碎末，散落在记忆角落，让人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过。
我曾以为，我会一直这样坚硬地、孤独地走下去。直到母亲病危的通知，如同一柄重锤，将我自欺欺人的外壳砸得粉碎。
在巨大的恐惧和脆弱面前，我才可悲地意识到，自己并非无所不能，我仍然是个需要依靠、会感到无助的普通人。
而在我最慌乱的时刻，脑海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浮现出的，能让我稍稍感到安心的名字，竟然还是她。
这个发现，让我心底涌起一阵近乎辛辣的讽刺，和无穷无尽的悲哀。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