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的一个清晨，西安南郊韦曲微凉。杨虎城烈士陵园外，新刷的白色围墙还带着石灰味，张蕙兰把一串铜钥匙递到长安县工作人员手里，轻声说：“总算放心了。”彼时陵园移交工作刚完成，她回身望着那块刻着“杨虎城烈士”的碑，谁也想不到，三十多年后她自己就会长眠在旁。
转到1993年2月7日，88岁的张蕙兰因病辞世。噩耗传来，长子杨拯民和弟妹们第一时间拟好报告，递到陕西省政府：母亲临终有愿，恳请葬于父亲杨虎城墓侧。批示仅一句：“同意。”简单，却分量十足，几十年的坎坷岁月至此划上圆满句号。
很多人疑惑，张蕙兰与杨虎城究竟有怎样的渊源，甚至让她在离世前仍担心能否配得上那一方墓地。故事要从1905年4月8日说起，那天她出生在陕西咸阳孙镇的张家药铺里，父亲张养清是个开方抓药的老中医，为人厚道、敢讲公道话。也正是这股耿直劲，让他在1913年结识了被官府通缉的“刀客”杨虎城。
1919年春，按旧礼算娃娃亲的张蕙兰正式拜堂，26岁的杨虎城骑着高头大马，14岁的少女低眉捧茶，婚事极简，却注定不凡。家中老母身体羸弱，大夫人罗佩兰常年随军奔走，家里里里外外就靠张蕙兰撑着，洗衣做饭，照顾婆婆，一摞事毫无怨言。
1926年，北伐鏖战正炽，罗佩兰在三原因肺结核陨逝。临终时她握着张蕙兰的手说：“孩子和婆婆就托付给你了。”一句话，成了张蕙兰此后奔波的理由。她带着杨拯民、杨拯坤一路辗转山东、江苏、北平，逃过兵燹，也扛下家难。
一家人最煎熬的日子发生在1930年前后。杨虎城屡出征，张蕙兰独自护着孩子。拯民患肺结核住院，拯坤跌断腿，她在青岛的一排平房中来回奔跑，一天能往医院赶五趟。有人问她累不累，她把头巾往下一拉：“有啥可说，日子还得过。”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解决后，蒋介石暗中将杨虎城软禁。随之而来的打击接踵而至：五岁的小儿子拯仁因猩红热夭折，张蕙兰悲痛过度，精神一度失常。杨虎城临行出国考察前只能握着她的手道歉：“虎城对不住你。”这一别，便是永诀。1938年春，他被囚上海，随后辗转贵阳、重庆再无自由。
1949年9月1日，蒋介石特务在重庆杀害杨虎城及其长子拯中、秘书宋绮云。消息传到西安，张蕙兰昏厥良久，醒后一句话不说，拄拐独自跑遍城外荒坡，最终以700元买下七亩地，决心把丈夫与同难遇害者葬在一起。那时钱紧，她靠亲友捐助、典当首饰，硬是把陵园的雏形垒了起来。
1950到1956这七年，她像守园人一样，修墙、栽树、烧砖、刻碑，细到每一块青石的位置都亲自比量。有人劝她休息，她摆手：“人不在，碑要在。”1956年秋陵园移交政府，她站在门口看着新竖的牌子，长长舒了口气。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考虑她的处境，周恩来、邓颖超提议让她出任陕西省政协委员，既是尊重，也是生活保障。她每年赴会，总带几箱临潼柿子，笑说“土里刨出来的心意”。
时间拨到1991年，国务院将杨虎城烈士陵园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蕙兰坐在轮椅上，看着翻新的汉白玉台阶，轻轻点头。她没有再多言，或许那一刻，所有坚持都有了答案。
1993年2月，病情恶化，她拉着子女的手一句话断断续续：“把我……放到你爹旁边，不然……愧对他。”孩子们含泪答应。政府批示下达后，2月中旬，一座新坟静静立在杨虎城墓左，碑文简洁：张蕙兰之墓。一对夫妻分离五十余载，终得比邻。
如今走进陵园，松柏依旧，青石幽深，两块墓碑并肩而立。碑前小路上偶有行人停步，轻声诵读：“忠烈之妻，仁义之德。”历史的风吹过，没有太多修饰，只有实实在在的脚印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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