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的北京，秋风里夹杂着糖炒栗子的甜香。
这一年，行政三级的工资条定格在四百零四块五。
这笔钱有多沉？
搁在那会儿，猪肉才五六毛一斤，这工资能换回七八百斤肉，养活一大家子人那是富富有余。
可在皇城根下的一个小院里，却出了桩怪事。
郑位三，那是享受副总理级待遇的首长，他身边的警卫员却正对着一双鞋发愁。
首长的棉鞋帮子都磨得发白了，警卫员想给换双新的，结果挨了一顿训。
理由硬邦邦的：“当年在大别山，大伙儿光脚板打游击都过来了，现在怎么就穿不得？”
钱都去哪儿了？
每到发薪的日子，邮递员准得敲响那扇斑驳的绿木门，取走几张汇款单。
那钱有时候飞向湖北红安老区，有时候寄给了鄂豫皖烈士陵园。
坊间都传郑老是“苦行僧”，那是过惯了苦日子改不过来。
这话说对了一半。
你要是翻开他战争年代那些发黄的老账本，就会明白，这位“位三同志”其实算了一辈子的账。
只不过，他的算法，跟旁人截然不同。
第一笔账：咋用土疙瘩换敌人的铁疙瘩？
一九三九年深秋，皖东。
形势紧得让人喘不过气。
刘少奇盯着地图，眉头锁成了疙瘩：日军这回是下了血本，装甲车都轰隆隆开过来了。
咱们手里的汉阳造，打打步兵凑合，碰上这种“铁王八”那就是拿鸡蛋碰石头。
硬刚？
肯定不行。
那是拿战士们的血肉去填鬼子的履带。
郑位三蹲在门槛上，手里的旱烟袋一明一灭。
他瞅了一会儿地图，冷不丁冒出一句：你看这津浦线，像不像条大蜈蚣？
咱们不敲它的头，就在关节上下绊子。
咋弄？
通讯兵跑来报信，说四支队在藕塘碰上了装甲车。
郑位三腾地站起来，没让部队死磕，反倒下了道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命令：把那铁疙瘩往烂泥沟里引。
那条沟是头年发大水冲出来的，上面看着干硬能跑马，底下全是稀泥汤子。
第二天一早，三辆日军装甲车陷在泥窝里动弹不得，成了咱们的活靶子。
等到一九四一年，鬼子学精了，也更毒了，掏出了火焰喷射器。
这玩意儿在山沟沟里简直是催命符。
年轻参谋急得团团转，郑位三却慢悠悠从兜里掏出一把晒干的红辣椒。
这可不是下酒菜。
他早算好了那天刮东南风，让老乡们在峡谷山头撒辣椒面。
当漫天红粉撞上这股风，再配上一把火，那场面比“火烧连营”还呛人。
日军被熏得鼻涕眼泪直流，枪都端不住，咳嗽声震得山谷嗡嗡响。
用一条烂泥沟废掉三辆坦克，用几麻袋辣椒面破了火焰喷射器。
这就是郑位三的算盘：穷有穷的打法，只要算准了老天爷和地皮子，一草一木皆可为兵。
第二笔账：咋在死胡同里，抠出一条活路？
一九四六年，中原突围前夜。
这大概是郑位三这辈子最难解的一道题。
宣化店外头，国民党的兵黑压压一片，谈判桌对面，那个张处长笑里藏着刀。
撤，还是留？
直接撤，敌人屁股后面追着打，八千人马能剩下一半就算烧高香了。
留下来，那就是等着被人包饺子。
郑位三琢磨了半天，选了第三条道：唱大戏。
他在祠堂里真就搭起台子唱了出《空城计》。
对着张处长的试探，他乐呵呵地端起茶壶给人续水：“我们要是有心思跑，还有闲工夫在这儿唱戏？”
就在张处长觉得稳操胜券的时候，戏台后头，王震正带着战士们拆门板扎筏子。
到了后半夜，大部队悄没声儿地渡过了澴河。
可前面的南化塘还有重兵把着口子。
这会儿，郑位三掏出怀表瞅了一眼。
二十分钟。
他在赌，也在算。
二十分钟后，三连在镇东头放了一串“鞭炮”——那是土法子弄出来的动静。
紧接着，司号员吹响了调门最高的冲锋号。
敌人果然咬钩了，以为主力在东头，慌慌张张调兵去堵。
趁着这个空档，八千人马泥鳅一样钻出了包围圈。
路上，炊事班的大铁锅撞在石头上，“咣当”一声巨响。
在那节骨眼上，这动静能把人心脏吓停。
郑位三却仰头大笑：“好！
这是给蒋介石敲丧钟呢！”
这一嗓子，把战士们心里的那个怕字全笑没了。
这笔账算的是人心。
他算准了敌人的狂妄，也拿捏住了敌人的多疑。
第三笔账：为了旁人，能对自己抠搜到啥地步？
仗打胜了，人冲出来了，可郑位三的身子骨彻底垮了。
一九四六年七月，南化塘。
为了拿下玉皇山，他不光要算计胡宗南机枪扫不到的死角——指挥部队走北坡石林；还得在枪林弹雨里稳住军心——在战壕里煮南瓜汤。
当部队终于杀出重围，他咳得直不起腰，吐出的血沫子把胸前的钢笔都染红了。
卫生员红着眼圈要给他扎针。
这时候，郑位三的“算盘”又拨响了。
他摆摆手，指了指刚抬下来的伤员：“先给他们用...那针头...还能再使一次...”
连个针头都要算计。
后来在陕南，他烧得浑身滚烫。
李先念胃病犯了，疼得满头冷汗还惦记着给他送药。
结果郑位三把药收了，转头让人送回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先念兄：胃病宜食粥，山芋最养人。”
都这节骨眼了，他还惦记着战友吃啥能养胃。
一九四七年开春，他刚能下地就急着归队。
李先念派了最精锐的警卫连护送，连长特意换了新绑腿，想给首长留个精神印象。
郑位三瞅了瞅，笑着说：“绑腿打得太俊了，不像逃难的。
来，我教你。”
说着亲手把绑腿拆得松垮了些。
哪怕在延安养病，毛主席去看他，发现炕头上摆的不是补品，而是《资本论》和演算纸。
他在算啥？
他在算全国解放后，从武汉到重庆修铁路，咋走才最省钢轨。
思绪回到一九五五年的那个深秋。
授衔名单下来前，因为他不在军队任职，有人对评级有点说道。
位三同志付出的，哪是几颗将星能称出来的？”
这句话，算是给郑位三的一生盖了棺定论。
可他自己的账，一直算到了咽气的那一刻。
一九七五年七月，在郑位三的追悼会上，李先念副总理拿着悼词，手抖得怎么也停不下来。
那是郑位三临走前留下的最后“一笔账”——他把最后三个月工资装在信封里，上面写着：“给桐柏山王营长家的孩子们交学费”。
那个信封里装的，不光是钱。
是一个革命者在算了一辈子敌我、算了一辈子生死、算了一辈子国家建设之后，对自己最后一点家当的清算。
他把一切都算给了别人，把自己算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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