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卫立煌回归祖国大陆，毛主席亲自宴请，还让他官至副主席|卫立煌|延安

一九五五年四月六日清晨，北京车站笼着薄雾。刚下车的卫立煌举目四望，月台上寒意尚存，可他的手心却微微出汗。十七年未见的故旧，即将在中南海里与他相对而坐。没等他回过神，一辆吉普车已悄然驶到跟前，车门推开，军装整饬的陪同人员笑着致意——回家的旅程，正式进入最后一段。

车子沿着长安街向西驶去，车窗外是新添的红旗、矗立的塔吊，以及晨曦里匆匆赶路的工人。卫立煌从香港登船北上，只隔两个月，祖国大陆就这般欣欣向荣，他心里暗暗感慨：当年东渡扶蒋、挥师塞外，到头来却在这里，看见了真正的生机。

抵达中南海勤政殿时，已近午时。毛泽东迎面走来，笑得爽朗，伸出双手，用家乡口音喊：“卫将军，好久不见！”那一刻，气氛一下子就融化了。两人寒暄不过半分钟，毛泽东挥手示意：“饭先吃，事后谈。”这顿午宴场面不大，只摆八碟四碗，老友相聚，反倒显得随意。期间毛泽东夹起一片烤鸭递过去，半开玩笑道：“延安的野味不好留，如今可有京味儿了。”一句轻松话，让旁人都放下拘谨。

宴后小憩，毛泽东同卫立煌并肩散步。他关心地问香港的生活，谈到卫立煌年迈的母亲，又提到国民党残部的动向。卫立煌娓娓回答，偶尔点头。两人说到东北战场旧事，毛泽东沉吟片刻，轻声一句：“当时的取舍，各有难处，不必挂怀。”卫立煌略微侧身，低声答：“是我心病，今日释然。”短短一问一答，既点出往昔，又将心结轻轻解开。

外人只知一九五五年的“回归”，却少有人细究这条路铺设了多久。若追根溯源，大概要从一九三八年春说起，那年卫立煌在临汾遭日军冲散，绕道陕北。出发前他心里七上八下，怕红军旧账翻篇。谁料延安城口早已贴满欢迎标语，朱德、滕代远在路边候着。毛泽东一见他就谈抗战形势，随后提出弹药、医材紧缺。卫立煌当场允诺，“物资一到洛阳马上拨付”。四天后，他署下一纸手谕：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很多旧部看呆了，但指令仍按时执行。这一笔“雪中炭”，八路军记得清清楚楚。

随后三年，两人电报往返六十多次。卫立煌屡屡提问：怎样持久消耗、怎样发动民众？毛泽东有问必答，偶尔还附上一段战略估量。蒋介石看在眼里，终究介怀。中条山失利后，以“养母”为借口将卫立煌一撸到底。周恩来安慰他：“你是受了我们的拖累。”这一句体贴，卫立煌转述给家人时，不免动容。

到了一九四八年，卫立煌被迫接任东北“剿匪”总司令。局面早已不可收拾，他干脆采取按兵不动的策略。廖耀湘兵团缺粮少弹，他却故意推迟补给，任由其陷入巨围。沈阳失而不守，蒋介石怒不可遏，旋即撤职查办。软禁期间，他靠《论持久战》打发日子，暗自庆幸当年在延安只逗留一天，却看透一条路。

南京形势急转直下，他化装离城，从上海取道香港。新华社“战犯名单”把他列在第十三位，外表看似通缉，实则成了护身符；因为只要是“战犯”，蒋系特务就不敢贸然下手。香港的日子清寂，他住在尖沙咀小楼，很少见客。台湾方面好言相诱，许诺高位，他只是摇头。十几年前进延安时的那句感叹——“只有学习延安的方法”——终于成了决定命运的注脚。

转机出现在一九五四年八月下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刊出，卫立煌拍案称快。周恩来得讯，亲自批示安排接回。次年初，他从香港乘小轮到汕头，再换车至广州，全程低调。中央的意见很明确：先游历，再进京，以免骤然受关注。于是苏州园林、杭州西湖、上海外滩，走马看花，既是休整，也借机观摩新政建设。

四月六日抵京，当晚即获任政协常委。不久又兼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这是共和国罕见授予曾任国民党上将的职位，分量可见一斑。他在履历表上填“原国民党上将”，政务院工作人员提笔，又添一行：“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军人”。一句话，道尽身份变迁。

一九五六年，《人民画报》刊出他与毛泽东同席的照片；文章《回到祖国大陆以后》署名卫立煌，字里行间尽是惭愧与欣慰。照片传到香港、台北、旧金山，多方侧目，有人讥讽“叛变”，也有人暗暗心动。毛泽东随后在一次宴会上笑称：“第三次国共合作不是口号，是路。”这一年内地谣传不少，但卫立煌保持缄默，偶尔对友人说：“统一是根本，其余都是枝节。”再多的话，他不肯多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