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对隆中的记载，绝非独立于习凿齿的新证，实则是以习凿齿谬误为蓝本的二次附会，看似内容具体，实则未脱其行政区划错谬的窠臼，且细节补充更显牵强。

其一，郦道元作《水经注》时，距诸葛亮躬耕已三百余年，距习凿齿亦逾百年，其对荆襄古地理的记载，大量采信晋人著述，习凿齿《汉晋春秋》正是其核心参考之一。所谓“径乐山、历孔明旧宅”的细节，仅是对习凿齿“隆中亮家”说法的场景化补充，并非郦道元实地考证的一手史料——郦道元从未任职荆襄，对南方水系地理的记载多有辗转抄录之误，这是历代史学界对《水经注》的明确共识。

其二，核心谬误未改，细节再具体也无史实价值。习凿齿的核心错处，是无视汉魏“南阳郡与南郡以汉水为界”的铁律，将汉水南岸的隆中划入南阳邓县；而郦道元完全承袭了这一行政区划错误，在其记载中，隆中仍被置于沔水（汉水）南岸的襄阳地界，却依旧附会为南阳邓县属地，这种“地理与区划相悖”的记载，恰证明其未辨习说真伪，仅是盲目增饰细节。

其三，“内容具体”不等于“史实真实”。《水经注》中“乐山因亮登游得名”等细节，无汉魏正史、碑刻、简牍佐证，实为魏晋以后的民间传说附会。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核心史料，是其自陈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以及《三国志》无一字提及隆中、襄阳的明确记载，相比之下，郦道元采信的晋代传说，远不如当事人自述和正史记载权威。

宛方并非否定《水经注》的史料价值，而是反对将其承袭谬误、附会传说的隆中记载，当作“隆中属南阳邓县”的实证。脱离汉魏核心史料和行政区划铁律，以后世抄录增饰的内容否定当事人自述，才是对史料的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