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4年1月，西班牙西北部港口城市拉科鲁尼亚迎来一场聚焦军事AI治理的高层对话——“人工智能在国防应用中的责任边界与协同路径”国际峰会。
全球共计85国派代表出席，最终仅35国正式签署《关于军事领域人工智能负责任开发与部署的联合声明》，其余50国选择暂不落笔，其中最具战略分量的中美两国均未签字。
会议尚未闭幕，埃隆·马斯克便在社交平台发出警示：若美国未能推动系统性技术跃迁，中国或将赢得下一代智能军事体系的主导权。
35:50这张分数表：措辞工整，实操留白
为何这份以“责任”为名的文件难以凝聚广泛共识？答案并不晦涩：文本高度原则化，关键操作节点刻意模糊。会议主题强调“负责任”，但宣言成文后，通篇充斥着普适性表述，诸如“恪守现有国际法律框架”“防范误判引发连锁反应”“构建多层次监管机制”等语句虽无争议，真正棘手的是“如何落地”。
首重难点在于“自主性阈值”始终未划定——一套作战系统运行至何种程度即构成实质性越界？是具备目标自动识别能力即属红线，还是获得攻击时机自主决策权才算突破底线，抑或仅需人工单次确认即可视为“人在环中”？标准缺位，导致各国军方普遍存疑：一旦签署，未来每一次算法升级、每一型无人装备列装，都可能被援引条款发起政治性质询。
边界不清，信任难立；信任不立，承诺难续。
次重难点在于“归责闭环”尚未打通——当智能系统造成附带损伤，法律责任究竟锚定何处？是下达指令的战区指挥官，是执行参数设定的操作员，还是提供核心模型的算法开发商？军队最忌讳权责倒挂：战场上无法追溯代码逻辑，事后追责极易滑向行政甩锅与外交推诿，最终演变为缺乏实质约束的政治博弈。
第三重难点在于“验证机制”形同虚设——核军控可清点弹头数量、核查发射井状态，而AI系统依赖的是动态数据流、私有训练集与封闭算力环境，大量关键环节深嵌于企业服务器、国家实验室及加密云平台之中，外部第三方几乎无法实施穿透式审计。
核查手段缺席，宣言效力便只能仰赖道德自觉。和平年代，自觉尚可维持体面；危机升温时，自觉往往最先让位于生存本能。
更深层的现实考量在于：签字并非简单盖章动作，而是触发一连串制度重构——武器采购标准需重订、官兵训练大纲要更新、交战规则手册须修订，且须经本国国防部门与立法机构双重审议。大国持观望态度，小国若率先签署，等于单方面抬高自身安全成本，在地缘压力陡增背景下，反而削弱战略回旋余地。
因此，“35:50”的数字比值，更像一份精准的风险诊断报告：各方均承认智能军事化蕴含巨大隐患，也清醒意识到有效管控面临结构性障碍。
宣言缺乏可量化指标、无强制履约机制、无独立监督机构，签与不签的实际收益趋近于零，而潜在政策风险却持续累积，多数国家遂采取务实策略：前台共倡“责任伦理”，后台精算“合规成本”，这才是真实世界里的决策逻辑。
美国为啥不签：抢跑优先，规则让路
美方拒绝签署的核心动因极为清晰：不愿在技术冲刺期自我设限。近年来，五角大楼将智能化转型列为最高优先级战略方向，相关项目数量激增、年度预算连年攀升、实战化演训密度显著提高，整体路径遵循“先部署、再优化、边用边改”的敏捷逻辑。
该模式天然依赖容错空间，依赖渐进式灰度上线，依赖跨周期快速迭代。即便宣言措辞极其宽泛，一旦被纳入国会听证或媒体监督议程，军方即面临额外解释负担与流程拖累。
美国更倾向采用“双轨治理”范式：在多边场合倡导宏观价值共识，而在“五眼联盟”“奥库斯”及北约内部，则主导制定具约束力的技术接口规范、数据共享协议与联合采购标准。
多边机制需协调多元立场，规则解释权分散，易陷僵局；小圈子则便于形成技术-产业-安全三位一体的闭环生态，通过标准绑定、供应链整合与互操作认证，实质性强化盟友体系黏性。拒签全球性宣言，恰恰为其深化排他性技术同盟腾出制度空间，进而施压第三方国家进行战略选边。
尤为关键的是美方对“灰色行动域”的深度依赖：网络渗透、电磁压制、远程传感干扰、蜂群无人机抵近侦察等非战争军事行动，其行为边界本就游走于冲突阈值边缘。
倘若签署宣言，此类常态化战术动作极易被放大解读为“违反责任准则”，随之而来的是国际舆论围剿、多边机构质询及国内政治问责，行动弹性将大幅收窄。美方宁可保留策略模糊性，确保进可攻、退可守的战术自由度。
华盛顿内部亦存在根深蒂固的条约审慎主义：执政团队普遍担忧，多边文书可能异化为地缘博弈工具——对手可择机援引条款发起舆论攻势，迫使美国陷入“被动澄清”或“单方面退约”的两难境地。与其事后疲于应对，不如前置规避，彻底切断规则反制链条。
故而美方拒签绝非临时起意，而是延续其一贯战略惯性：当技术代差优势尚存，首要任务是加速扩大领先幅度；待规则体系能转化为自身护城河之时，再主导议程设置。在此逻辑下，风险管控让位于竞争优势构筑。
中国不签加上马斯克插话：防工具化，促产业化
中方未签署的考量维度有所不同，焦点集中于两点：一是宣言内容偏重修辞美感，缺乏可验证执行路径；二是警惕规则被异化为实施技术歧视的合法外衣。
中国代表团在会场明确指出：军事AI风险必须正视，治理体系亟待健全，坚持“人本控制”根本原则，确保关键决策环节保有不可绕过的物理干预通道；同时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技术垄断地位实施胁迫性治理，抵制将国际规则扭曲为遏制他国发展的制度枷锁。
这段官方表述的实质含义是：治理不能止步于理念宣示，必须配套可测量、可审计、可追责的操作方案；规则设计须兼顾发展权，既约束后来者，也规制先行者，尤其要明确“技术领先方是否承担更高义务”“规则解释权归属何方”等核心问题。
倘若宣言刻意回避上述命题，签署行为便可能演变为单向自我约束——本国研发节奏被迫放缓，而技术优势国仍可高速推进，这对于周边安全形势复杂、防御纵深有限的大国而言，构成难以承受的战略风险。
中美同步缺席表面呈现为立场趋同，实则路径迥异：美方追求行动空间最大化，中方防范规则武器化，两种理性选择在同一份文件上形成结构性对峙，签字自然难以达成。
恰在此僵持节点，马斯克的公开表态进一步搅动局势。他在2024年1月5日发布长文警告：美国若不启动颠覆性技术重组，将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三大战略性赛道全面落后于中国。
表面看是国家竞争叙事，内核却是典型商业诉求映射：新能源车系特斯拉核心营收来源，人形机器人是其押注十年的关键增长极，人工智能技术则深度耦合于FSD自动驾驶系统与星链卫星网络建设。
此类话语在华盛顿政策圈极具穿透力，“落后即危险”的叙事可高效撬动联邦预算倾斜、产业补贴加码及政府采购扩容，所有政策松绑与资源注入均可冠以“保障国家安全竞争力”之名。
马斯克深谙将技术焦虑转化为制度红利的方法论，再将制度红利精准导流至自身业务版图。峰会陷入胶着之际，恰好为其提供了绝佳的政策窗口期。
结语
美国拒签，本质是为抢占技术代际窗口争取最大行动自由；中国未签，核心在于防范治理规则沦为单边施压工具；其余多数国家则基于成本-风险评估，选择暂缓自我约束。
马斯克的介入非但未弥合分歧，反而将战略焦虑升维为全民议题，焦虑越炽烈，竞赛节奏越急迫。未来若要真正降低军事AI失控风险，空泛呼吁已无意义，必须直面最敏感环节——将“人类最终裁决权”“自主杀伤阈值”“跨境数据调用边界”等抽象概念，转化为具备法律效力的可执行条款，并同步构建由技术专家、国际组织与中立第三方共同参与的核查认证体系，辅以清晰的责任追溯与违约惩戒机制。否则，再多峰会召开，那组“35:50”的数字，终将只是时代焦虑的一份静态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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