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时间跨度很长，但只有周代留存了很少的外来词。比如，春秋时孔子提到的“麒麟”，可能就是北非的长颈鹿，现代索马里东部方言称其为giri，它的发音与麒麟就比较相似，当时可能是由非洲通过中亚间接输入的，因此中原地区的人听到后，慢慢地就把它想象成了神物。到了秦汉时期，汉朝与匈奴的长期对抗与交流，也让一些匈奴语的词汇渗入了汉语。比如我们今天看历史剧中，经常提到的匈奴首领叫作“单于”，王后叫作“阏氏/烟支”（YanZhi）。当然还有从西域传到中原的各类物品。像是“狮子”“骆驼”“石榴”，还有乐器“琵琶”“箜篌”都是根据外来词的发音，直接拿来使用的。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外来词，往往是和佛教一起传入的。比如，“和尚”这个词最初来源于梵文，指的是老师，传入中国后，译者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本的发音，将其音译成“和上”，上下的“上”，后来演变为现在我们熟悉的这个“和尚”。还有“菩萨”，也是来自于佛教的外来词，在翻译时既保留了发音，又赋予了汉语特有的文字形态。还有我们今天表示时间短的一个词“一刹那”中的“刹那”，同样来源于佛教。“刹那”本来的意思就是极短的时间，约0. 08秒，佛教认为其中可容纳900次生死。想象一下，古代的中原人第一次在寺庙里听到和尚、菩萨这些词时，可能觉得它们陌生又神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词渐渐扎根在汉语的土壤里，直到今天已经融入了汉语中，我们很难意识到它们的外来身份。

明清时期，西方殖民力量进入，大量新奇的物品、新鲜的概念和陌生的语言，跟着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船只一起来到了中国的港口城市。这一时期的外来词大多来源于东西方的贸易交流与文化接触，带着浓厚的异域风情。比如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番茄，这个词其实出现在明代。番茄原产于南美洲，经由欧洲商船传入中国。明代人第一次见到这种果实时，觉得它的外形和茄子有几分相似，于是用“番”字作为前缀表示这是外来的东西，再加上“茄”，组合成番茄。类似的还有番薯、番椒、番莲，这些词都用“番”字强调它们的舶来身份，提醒人们这些食物并非土生土长。再比如“玻璃”。虽然“玻璃”这个词在南北朝时就已经出现，但那时指的是天然的琉璃石。到了明清，现代意义上的玻璃制品制造技术通过欧洲传入中国，让这个词焕发了新的生命。

这些外来词，大多通过贸易、传教士、海上交通等渠道，悄无声息地融入了汉语，与之前的佛教词语不同，这一阶段的词汇更多是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和新技术的载体，反映了中国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加深。时间进入近现代，中国的语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变革。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列强入侵、现代化浪潮席卷，中国知识界急需用语言来表达大量涌入的新思想、新科技和新制度。然而，汉语在那个阶段缺少合适的词汇来承载这些概念。于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出现了，这就是日本。

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西方的哲学、政治、科学、技术蜂拥而至，而日语里缺少能与之匹配的词汇。为了翻译这些概念，日本学者大量借用汉字造词，用以承载西方语义。这种策略既保留了汉字的视觉和文化亲切感，又能表达复杂的新概念。于是，一批新词应运而生：philosophy 被翻译为“哲学”，economy 被译为“经济”，science被译为“科学”，culture被译为“文化”，这些词一开始只是日语的发明，但因为使用汉字，在视觉上和汉语毫无隔阂。它们在日本社会广泛使用之后，通过中日文化交流，被中国的知识分子引入国内。清朝末年、民国初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西学东渐带来了许多新概念，人们急需为它们找到对应的汉语表达。日文汉字词在这个时候成了现成的借用对象，不仅迅速填补了汉语的空白，还带来了语言上的现代气息。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晚清时期在日留学的学生，他在课堂上第一次听到“经济”“科学”这样的词，会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回到中国，他把这些词带回国内，开始在报刊和书籍中使用。慢慢地，这些词在汉语中扎下根来，成为日常用语，几乎让人忘记了它们其实来源于日本。今天我们说“哲学思考”“科学精神”“经济发展”时，也许不会意识到这些词的背后，还有一段“出口转内销”的历史。二十世纪后半叶到当代，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普及，让外来词的输入速度进一步加快。像APP这样的词语原本是英语缩略语，但今天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几乎没有人再去在意它的“外来身份”。外来词如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涌到汉语的岸边，有些浪花很快消散无影，有些则沉淀下来成为沙滩的一部分。它们见证了汉语从古至今的演变与包容力，也提醒我们语言从来都不是一座孤岛，而是不断交流和融合的生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