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台湾一飞行员驾蒋纬国专机起义，台空军出动4架战机拦截|国产光辉战机|蒋纬国|飞机|飞行员

1956年1月7日清晨，台北上空浓雾翻滚，松山机场的跑道被灰白色的水汽紧紧包裹。值班塔台正为能见度犯愁，一架塞斯纳轻型机却像幽灵一样滑向起飞线，螺旋桨在雾里掀起刺耳的啸声。几分钟后，机头昂起，冲破雾幕，朝北疾驰——驾驶杆握在韦大卫手里，他身后是同伴翟笑梧、梁枫，留给地面的只有一个迅速远去的机尾灯。

塔台报出警戒时，国民党空军高层愣了半秒：那是蒋纬国出行用的专机。随后，四架F-86战斗机呼啸升空，飞行员得到的命令只有一句，“拦截或击毁”。台海天空第一次出现轻型飞机与喷气战机的追逐，双方速度差距悬殊，但浓雾与超低空飞行给了轻机一线生机。韦大卫在无线电中只说了一句话：“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那口广西腔透过电波格外刺耳。

追击开始前，韦大卫已在脑海里演练无数次。他熟记松山机场油库的流程，提前与警卫套近乎，又细致研究了塞斯纳的油耗与航程。雾天既能遮蔽雷达，也会拖慢拦截节奏，这是他等待了整整一个月的机会。飞机离海岸线仅剩几十公里时，他将高度压到五十米左右，几乎贴着浪尖飞。F-86在高空寻找目标，雷达却被海面杂波干扰，双方距离不到十五公里却互不相见。

这一幕的背后，埋着近七年的伏笔。1930年12月，韦大卫出生在广西象州一个农家。少年时代，他的理想是当海军军官。1949年夏天，他被国民党教官以“去台湾深造”为名哄上军舰，才发现是强制征调。八月末的黄埔港，老兵的一句“都是壮丁”让他寒透了心。三天航行后登岸高雄，他已暗暗决定：总有一天要回桂林老家。

在台湾的头两年，他被分到陆军当弹药兵。营区腐败敲诈横行，士兵们险些为口粮打到流血。1950年，他抓住“双十节”酒宴的混乱冒雨潜逃，却只跑到屏东就被迫另寻出路。此时的台湾海峡有美军第七舰队游弋，舰只要想突破几乎是天方夜谭。于是他调转念头：改学飞行，从空中冲出去。

1951年，他进入空军体系，很快考入空军军官学校。天赋加上狠劲，让他总在成绩榜前列。这也让政治部格外警惕：“不入党就别想摸驾驶杆。”韦大卫死活不肯宣誓效忠，他知道那张党员证一旦签字，就像一枚枷锁。此后，夜间“谈话”几乎天天进行。一次长谈结束，友好的教官悄声提醒：“他们耗你精神，盼着你飞行时出事，飞机坏了再写份事故报告就行。”韦大卫背脊一凉，决定立即加速行动。

1953年，他在虎尾基地策划十二人集体飞返大陆，其中陶开府因慌张而单独行动，被空军击落。余下的人全部关进军法处。幸运的是同伴苏恩齐的舅舅是周至柔，这层关系把牢门打开，却也让监视更严密。韦大卫形容那段日子：“像被细丝缠住的蚂蚁，稍一用力就会被捏死。”他转移到台北，在一家酒店当服务生，重新埋伏。

1955年底，台北飞行社受托保管蒋纬国的塞斯纳。飞机轻，航程千余公里，正好能从台北直插福建。只是麻烦不少：日夜警卫、不留油料、拆掉电瓶。韦大卫索性与警卫套近乎，吃饭喝酒、帮人跑腿，很快混成推心置腹的“哥儿们”。另一边，他挤在台大图书馆翻阅塞斯纳的英文手册，把油耗、重量、风向全写成小本子。一个月后，小本子密密麻麻，全是手写的数据。

机会来自气象台。1956年1月6日晚，北台湾大雾预警发出。深夜，他和翟、梁两人对着小地图反复推算，最终敲定次日凌晨动手。韦大卫把几十封信交给朋友，叮嘱“起飞后再寄”，信里只求同乡销毁旧照，别被牵连。他心里明白，出发即是生死未卜。

从松山机场到福建泉州约三百五十公里，正常飞行需要近两小时。可那天他用极限姿态压低高度，只花了一小时多一点。福州上空的两架国军战机扑了个空，雷达里只剩一团回波。韦大卫对同伴说：“他们猜我进福州，不知我贴海飞。”简单一句，透着泼辣与冷静。

当塞斯纳掠过泉州上空，解放军防空部队立刻开火。密集曳光弹像雨幕，机身被风浪般的气流扭动。韦大卫立刻左右摇摆机翼，这是国际惯例的“投诚信号”，可地面并未立刻停火。碰撞危险迫在眉睫，他咬牙向内陆斜切，继续摇机。几分钟后，火网停止，飞机获准降落在一处简易地带。机门打开，三人跳下，泥土的气味扑面而来。当地民兵围上来，先是戒备，随后听懂口音，炸开了锅：“自己人回来了！”

当天下午，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在指挥部接见了他们。三人神情有些恍惚，军装早被汗水浸透，脸上却写满了劫后余生的轻松。叶飞递上一杯茶，平静地说：“辛苦，有惊无险。”这一幕后来被写进简报，在全军传阅。

归国后，中央迅速安排家属来京团聚。1957年，韦大卫获授空军少校军衔，参与编写《初级教练机紧急处置手册》，把那些危险的飞行经验整理成文字。三年后，他调至民航总局技术处，主抓国产轻型机改进。翟笑梧转任四川省政府参事，梁枫则回到广西参加地方建设。三人常通信，句首总不忘“兄弟”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