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6月8日凌晨,闷罐车在浙赣线拐入支线,铁轨吱呀作响。我赤着上身,冲锋枪横在膝头,隔着一道两指宽的缝隙守着满车的76岸舰炮弹。这趟押运是保密任务,车厢没有灯,只能靠窗外偶尔闪进来的站牌确认方位。那一刻忽然想到,两年前自己还只是个十三岁的新兵,谁能料到如今独自押着二十七吨火药奔向东海?

时间拨回到1971年2月12日。那天杭州的风里带着湿冷,我跟着新兵连的卡车出了武林门,车头挂着“机要”布条。半个小时后,车子拐进一条不起眼的黄泥路,尽头是一道木栅栏,门匾漆着“军事禁区”。后来才知道,这片香樟林深处便是第三零四军械仓库,从抗美援朝起就没对外透露过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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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里管事的叫贾文魁,山东人,个头不高,嗓门不小。老兵们背地里喊他“老贾”,见面却一律敬个礼:“主任好!”贾主任1946年参军,在华东野战军七兵团干军械,一路跟到渡江战役,解放后便扎在仓库没挪过窝。有人打趣:“文魁主任的户口本上,出生地和现住址都是弹药库。”

老贾的看家本事有两样。第一样,蒙眼摸弹。他把步机枪子弹全倒进木盆,黑布一蒙,手指划过弹尖弧度就能报出“穿甲”“曳光”“燃烧”准确无误。新兵听得直呼神。第二样,手枪射击。二十五米外竖一节毛竹,泥巴抹个硬币大的圆圈,他八发子弹全在圈里。有人问诀窍,他只抖了三句:“气匀,扳机轻,脚根钉死。”听着简单,练起来够呛。

13岁的娃娃兵并不多见。班长担心我身体吃不住活计,有活总不点我。年少气盛,就想证明自己。头一次抢着扛大米,六十斤袋子甩肩上,才走两步就腿抖。班长把我拎回来,骂道:“能耐大?不怕闪着腰?”晚上他被叫去主任办公室,回来脸黑成锅底。我偷听见老贾的声音透过门板:“孩子若是出事,你兜得住吗?”那句“孩子”让人心里忽地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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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是个力气活多、闲话少的地方。弹药收发凭肩扛,最忙时一晚能装卸四五十吨。那会儿新兵都练得像小钢筋,我也跟风练双杠、负重深蹲,半年身高蹿到一米七。老贾看在眼里,偶尔递支香烟过来:“别嫌呛,提神。”我不会抽,只好抿一口又咳得厉害,他笑得直拍大腿。

1972年下半年,“五好战士”评比照常进行,我靠着勤快加一手还算过得去的靶场成绩,稀里糊涂挂了榜。奖状写着“年龄虽幼,勇挑重担”,战友们起哄:“小不点要当英雄喽!”我脸皮薄,躲到枪械间擦步枪,擦着擦着竟觉肩膀更沉——那张薄纸其实是份催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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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考验在1973年到来。因战备需要,仓库整体搬迁入洞库。二十八辆大卡车连轴转,一天两趟,每趟四吨半。连续二十多天,大家困得能站着打盹。搬到第十八天,一个午后,老贾把我叫到办公室。他摊开一张盖着鲜红钢印的调拨单,说:“晚上押运,大头任务你顶。”我愣住了,正想问为啥只派一个人,他摆手:“别磨蹭,去装备处领证,弹药交给你了,车站接应有分区的人。”语气像平时点名扫地,平淡得让人心里起浪。

装车那夜闷得出汗。我把冲锋枪子弹上膛,又反复检查封签。老贾最后巡仓,拍拍我肩:“记牢,出不得岔。”说完转身进黑暗,背影在灯下拉得老长。

火车一路向东。车厢里除了金属撞击声,就是自己的心跳。到宁波是第二天下午,分区张参谋领我办完交接,硬拉着去招待所。“先住一晚,等通知。”我说战友还在搬仓库,他挤眉弄眼:“急啥,命令。”整整四天,没事可干只能翻本破小说,心里像猫挠。第五天早晨,值班电话响起,“小丁,回库,后续任务取消。”对方简洁挂线。归队时卡车已经收尾,我举着空拳头想帮忙,却发现弹药都进了新洞库,只剩老贾倚在洞口抽烟。他瞥我一眼,道:“歇够没?进去报到吧。”那声询问八成早就算计好,让我避过最吃力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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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评功,我因“独立完成紧急战备输送”记嘉奖一次。证书装在牛皮纸袋,老贾顺手塞给我:“留着吧,将来用得上。”他咳嗽几声,干瘦的肩头抖了一下。那时真没看懂,他才四十出头,脸色却像仓库旧木板一样发灰。后来听说他长年闻火药味,又熬夜值班,肝脏出了毛病。

1976年春,我满四年退役,回到合肥进了国营机器厂,当学徒、当钳工,后来做到副厂长。工友问起当兵收获,总拿武器知识说事;实际上刻在骨子里的,是那个在香樟林深处守了一辈子弹药的小老头,以及他拍在肩上的那一句:“记牢,出不得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