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吃水不忘挖井人》被选入新教材，一直沿用至今|叶圣陶|吃水不忘挖井人|新中国|语文

1952年初春的一个深夜，北京东交民巷一间灯火通明的小楼里，几位编辑正围着油灯敲打油印机，纸张散发着油墨的味道。

屋里最年长的是头发花白的叶圣陶，他放下铅字，抬头嘱咐旁边的小伙子：“再晚也得排完，娃娃们等着呢。”

解放才三年，全国仍在废墟上喘息。1949年冬天，从天津港溯江而上的那艘木质货轮，如今已是人们茶余饭后的佳话。船舱里没有金条，也没有外宾，装的全是刚印好的《人民识字课本》和《新算术》样书。江面雾气翻滚，护航的解放军握枪警戒；他们知道，这船货不是普通纸张，而是上百万孩子即将开启的另一条战线——课堂。

实际上，早在1949年春，毛泽东就向中共中央秘书处打了“急电”：新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教材，绝不能再让下一代在旧教材里找未来。由此，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仓促成立，负责人正是素有“文字园丁”之称的叶圣陶。

战争尚未结束，南线枪声仍在回荡，教材却必须在当年秋季开学前赶出。老编辑们分散在北平、华北、东北，靠着战时供给和电车票对接稿件。没人抱怨，大家心里都明白，教育这条战线耽搁不起。

纂编最难的是语文。新社会需要新观念，课文首推革命故事。编辑部向全国征稿，一时间包裹雪片般飞到北京。稿纸泛黄，却句句滚烫。

最令编辑们惊喜的，是标题叫《吃水不忘挖井人》的稿子。作者是一名驻江西瑞金的通讯员，他写道：1933年，毛主席在沙洲坝带头挖井，一镐一锹，手上磨破血泡。井水涌出那天，乡亲们欢呼，祖孙老少用甘甜的井水做了第一锅红薯粥。后来，村里人在井台立碑，刻下八个字：吃水不忘挖井人。

这八个字，被叶圣陶一眼相中。稿子言辞朴实，没有一句华丽的修辞，却字字见情。教材组连夜讨论，决定将它排进小学第二册。理由很简单：孩子从这八个字懂得感恩，懂得饮水思源，比什么都强。

同一批被选进课本的，还有《朱德的扁担》和《陈毅吃墨》。前者写的是1928年井冈山的艰苦岁月。朱德自己砍毛竹，削成扁担，两端各写“四字口号”——“朱德扁担”“不准乱拿”。一句“军长都挑粮”胜过千言万语。后者则让学生知道，少年陈毅如何如饥似渴地读书，连糍粑蘸墨水都不自觉。那句俏皮的“肚里墨水少”逗笑了无数课堂，也勾起了老师们的温柔回忆。

选材定下，难题又来了——工人只有三十名，排字、校对、印刷，昼夜轮转仍捉襟见肘。周恩来说，教育是战略大事；毛泽东则批示，“三十个编辑远远不够，起码得三百。”于是，年轻教师、退伍军人、地下党报编辑纷纷领到调令，扛着行李涌进北京。人教社的队伍，一夜之间壮大十倍。

有意思的是，教材编写并非简单排字。中国十年战乱，八成以上农民不识字。为了让大人也能翻书识字，辛安亭等人提出“先学拼音，再认方块字”。僵硬的注音符号应运而生。两年，数字惊人：一亿多文盲借此摘帽。

1958年2月11日，《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人大通过。拉丁字母从此融入中国课堂，孩子们用“a o e”打开汉字大门，“朱”“德”“吃”“水”不再难写。

同年，中学“语文”被拆成《文学》《汉语》两册。分科的主张来自胡乔木。他向毛主席汇报时，用了四个字——“照苏学习”。主席同意后，人教社停掉旧版，重新编排。吴伯萧把矛盾、老舍请来写短篇；字数要精确，生词要控制，一篇篇为教材量身定做。

进入六十年代，课文内容不断更新，但审稿环节从未松动。有人提出把《朱德的扁担》改写成《林彪的扁担》。稿子送到西山疗养的朱德手里，老人笑了，“扁担借他几天，终究得还。”数年后，“九一三”事件爆发，课本默默换回原题。

1977年，高考恢复不久，邓小平再次盯上教材。旧书早已发黄，知识断层严重。教育部请求从国外购买参考书，预算十万美元。李先念批准了这笔“舍不得却必须舍”的款项，几项基建延期。英国、美国、日本的教材整箱运到首都机场，翻译组连夜开工。微积分、电磁感应、分子生物学等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中学课本。第五套全国统编本，于1980年秋季正式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