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冬末，南京东郊仍残存薄雪，海军学院操场上号角嘹亮。刚从课堂出来的张逸民接到调令——行政定级十五级，转任快艇支队副参谋长。身旁的同学小声打趣：“张副参谋长，海风能吹出高工资吗？”他只是笑笑，没有回答。
那一年，全军取消军衔，全面并入行政序列。旧有的“军级九等二十一级”作古，行政级别一到十七级接管了所有条文。文件写得严谨，可是对许多二十岁出头就扛枪冲锋的干部来说，背后的含义并不明朗：今后的薪资定死在这张表格里，变职务不等于提级别。
张逸民的档案在东海舰队列中颇惹眼：1949年入伍，1950年学船舶，1952年就任快艇艇长。炮弹呼啸里，他指挥快艇横冲直撞，曾在一夜间连灭敌船三艘，胸口那枚一等功奖章闪得刺眼。从中尉一路升到大尉、少校，1958年当上大队长，已是正团。按惯例，若维持旧军衔体系，他的薪金早该水涨船高。
定级会议时，他被划入第十五级。月薪一百多元——在城市能过日子，却支撑不了骤然扩大的交际与差旅。1966年起，他又有了三个孩子，老母亲还在乡下。年终清点，账面常空。有人劝他写申请调级，他摆手：“国家有难处，先把活干好。”
1968年十月，“调任舟山基地政委”的任命电报飞抵前线。四十岁的张逸民从正师跨至正军，成为海军中最年轻的正军职政委。战友们鼓掌，他却算起家底：正军职，仍是十五级。“这差距，好比穿着旧布鞋走进礼堂。”一位老副官私下咋舌。
大员到访成家常事，招待费按惯例自己垫。一次，张逸民陪客人巡港，饭局结束翻账单，内务助理悄悄递上本月工资条，减去支出竟所剩无几。年底，他不得不向爱人借用私房钱，心里不是滋味。
生活拮据终于被基地党委察觉。司令在会上说：“老张这担子不轻，日子还这么紧，组织不能只让他讲奉献。”决议：临时救济两百元。信封交到他手里时，他愣了好久，最后低声说：“组织替我垫了面子。”
然而，也有人质疑：“正军哪里需要救济？”意见传到舰队，一些干部觉得分配失衡。舰队首长亲自到舟山调研，晚上与骨干座谈。他看着大家，沉声道：“工资暂时跟不上，但是责任必须有人扛。组织会记得你们的。”几句质朴言语，算是稳住了情绪。
“提职不提级”的蚕食并非个案。六十年代末，东海舰队统计，高级指挥员里有三成仍领师级以下待遇，家里孩子多、生活费水涨船高，难免窘迫。后勤处偶尔会收到写着“特别困难”字样的报告，金额从五十到三百不等，字迹里满是无奈。
八十年代春，中央酝酿新一轮薪金制改革。副总参谋长张震在会上直言：“不能只看行政级别，还得看军龄、职务和贡献。”方案落地后，干部分三档补差。东海舰队许多老功臣每月多了三十到八十元。数字虽小，却足以让不少家庭松口气。
张逸民的工资也随之调整。收到新条，老战友开玩笑：“这回换新皮鞋不用抠数儿了。”他摆摆手，语气平淡：“待遇提高是一回事，底线是干好本职。”一句话，道尽当年那些干部的信念——职务升，级别滞后，难免心酸，可真正支撑他们的，是肩头那面军旗。
退役多年，他偶尔翻出那两张救济单，纸页发黄。下面那方印章清晰——“舟山基地党委”。无声的印章记录了制度过渡期的尴尬，也见证了一个年代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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