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秋高气爽。开国元勋齐聚中南海合影留念，刚授元帅军衔的朱德把襁褓中的小孙子举得老高，“要像他爷爷一样干革命！”老人的笑声爽朗，镜头定格的刹那，谁都没料到二十八年后，这个孩子会在枪口下结束生命。

那名孩子叫朱国华。祖父是人人敬仰的朱德，祖母是以铁骨柔情著称的康克清，父亲朱琦在延安时期就被看作“红色二代”的典范。众多光环叠加，注定了朱国华一出生就站在聚光灯下。

朱德去世那年，朱国华十三岁。此前，他习惯了每天蹭到西苑小院，拉着“朱老总”的手听长征故事。老人走后，这根“缰绳”突然断了。短短三年，又痛失父亲。家里的掌舵人只剩康克清，老人想尽力补偿，却无力替代父爱与祖训的缺位。

进入大学后，朱国华的轨迹开始偏移。“我是朱德的孙子。”这句话，他常随口抛出。最初只是晚归、不守校纪，随后是飙车、斗殴、换女友如换衬衫。老师批评，他甩下一句：“记你处分有用吗？”自满与失控，被同样漂浮的高干子弟进一步放大。

1980年，朱国华接父亲的班进了天津铁路局。职工都知道他的来头，谁也不敢得罪。待遇好，任务轻，他却嫌拘束，很快与外界“哥们圈”打成一片。夜场、舞厅、洋酒，他统统包揽；胆子也越来越大，终于越过法律红线。

天津公安局在1983年“严打”中整理线索时，发现多起恶性侵害案件都指向同一人。几位受害者在笔录上一字一泪，“凶手自称是朱德的孙子”。调查小组辗转比对，目标直指朱国华。5月的一天，他被戴上手铐，押回看守所。

案件性质极其恶劣，经检察机关核准，以“流氓罪”起诉，并附带数条聚众斗殴、非法持械等罪证。合议庭商议时，声音罕见地一致：可判死刑。可他的身份让所有人心里打鼓，谁来给家属报信？天津方面最终决定，先向中央汇报，再征询康克清意见。

信件送到北京，已是深夜。康克清看了公文，手微颤，却只是沉默。第二天清晨，她叫来儿媳赵力平，两人沉默许久。赵力平哽咽：“妈，他还那么年轻。”康克清摇头，“他对不起那些姑娘，更对不起老总的名声。”短短一句，决绝而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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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纪委干部前来当面征询。康克清给出的答复只有十二个字：“法律怎么判，就怎么执行，一个样。”这份回函随即被送往天津。合议庭再无顾虑，判决书落槌：死刑，立即执行。

9月16日清晨，天津郊外的靶场空旷寂静。行刑前，执行干警照例问：“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朱国华抬头，眼神涣散，只低声自语：“我对不起爷爷。”枪声响起，25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当天傍晚，康克清坐在灯下，一针一线缝着孙子的旧衣。秘书递来电报，她只是轻轻点头，把线头咬断。多年后，有干部回忆：“那一晚，她什么都没说，却像突然老了十岁。”

社会舆论迅速发酵。茶馆里、里弄间，人们交口称赞“法律面前无特权”，也有人发出唏嘘：红色后代竟沦落至此。值得一提的是，邓颖超专程来探望康克清，两位革命女性握着手，沉默许久。邓颖超一句“节哀”才让泪水落下。

朱国华案在“严打”风暴中并不孤例，却因他的血统格外醒目。它击碎了“红色靠山可免罪”的幻想，也让社会看见了法治的锋锐。更深层的警示是：家风若被溺爱侵蚀，再好的红色基因也可能变色。

史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给子女立过规矩：不搞特殊，不占公家便宜。朱琦大半辈子坚守此训，却没想到儿子会误入歧途。康克清在关键节点选择了“刀斩亲情”，其实正是对老一辈誓言的坚守。

彼时的风向极为清晰：谁逾越法纪，谁就要付代价。1983年“严打”三个月内，全国判处死刑一万多人，社会治安迅速好转。而朱国华成为这场风暴中最具警示意味的名字，无人敢再侥幸。

多年过去，朱德旧居的院子里仍种着老人喜爱的石榴树。秋风起，红毬累累，砰然坠地时溅出汁水，如血。老邻居说，每到九月树下总被清扫得格外干净，或许这是康克清留给自己最后的提醒：血统不是护身符，唯有自律方能延续家国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