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历史故事㉜
用兵如神的李元昊
辽宋夏金时期，民族政权并立，群雄共存，北宋周边先后建立了辽、西夏、金等政权。而其中的西夏，虽国小民弱，势孤力薄，却能在北宋的高压态势下生存下来，与实力雄厚的北宋、辽相抗衡，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并且创造了神秘的西夏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得不说西夏是历史上一个传奇的王朝。西夏王朝是如何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呢？
唐朝时期，为了安定边疆，唐对西北部少数民族伸出橄榄枝，很多少数民族都内附唐朝，并迁徙到离唐王朝距离较近的地区，居住于四川、青海、甘肃一带的党项拓跋部就是其中的一支，他们由西北迁徙到鄂尔多斯东南部，开始了新的生产生活。公元881年，黄巢起义爆发，党项出兵帮助唐朝平定起义，立了大功，唐僖宗封党项首领拓跋思恭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赐姓李，驻守夏州（北魏打败大夏国后，将统万城降为镇，改统万为夏州），掌握银、绥、夏、宥军政大权，党项拓跋氏成为夏州的主人，开始了以夏州为中心的开发与建设。在西夏建立前的200多年间，西夏的祖辈以鄂尔多斯高原为统治中心，在这里发展壮大。鄂尔多斯南部肥美的水草，给党项这个古老游牧民族的畜牧经济发展带来了得天独厚的资源；南端的无定河流域，又有大片的耕地，适宜发展农业；这片宜耕宜牧的天然场所，为党项族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党项由一个部众较少的族群发展到一百多万人口的大部族，与鄂尔多斯密不可分。所以说研究西夏的历史，始终离不开鄂尔多斯，因为这里曾经是他们的根脉所在。
北宋建立后，党项已发展成为鄂尔多斯南部实力强大的割据势力，北宋统治者对党项的发展惶恐不安，惧怕发生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因此北宋企图消灭党项部。但此时的党项已在夏州经营了二百多年，扎稳了脚跟，不是哪个政权能随便动摇的。北宋先后离间党项统治集团，很多党项贵族投降宋朝并献出夏州，向宋称臣。这时的党项贵族李继迁，即李元昊的爷爷，认为自己的祖辈在这里统治了二百多年了，若族人都入北宋京师，生死被人束缚，那党项这一家就完了，认为“虎不可离山，鱼不可离水”。因此他们以距离夏州北300多里的地斤泽为根据地，开始联络党项各族、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为夺回自己的统治区域夏州，李继迁对外联姻于辽，争取辽国的支持，不断与宋发生冲突，迫使宋朝归还了故土夏州。李继迁为党项族求得了生存的机会，没有被北宋吞并，这是西夏以拓跋党项为主体建国的基本条件。
李继迁之子李德明继位后，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对外政策。与宋议和，同时继续依附于辽，着力改善战略环境。但在西线却频繁用兵，开疆拓土，夺取了河西大片宜农宜牧的肥沃土地。对内休养生息，发展农业，推进边境贸易，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实力。在他执政时期，与宋、辽两大国之间保持了罕见的长期和平，赢得了安定的发展机遇，党项势力日益增长，对外交流密切，经济空前繁荣，国力大为充实。李德明为李元昊建立西夏打下了坚实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基础。
李元昊祖辈审时度势、左右逢源，保全自身，使党项赢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求得了生存和发展，更为李元昊正式建国打下了基础。宋人评曰：“强则叛乱，弱则请和，叛则利于掳掠，侵犯边境，和则岁赐金缯若固有之，以故数十年西鄙用师，叛服不常，莫能得其要领。”这是当时作为一个弱小民族的党项政权在随时都有可能被吞并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最有效的外交策略。李继迁、李德明在自己没有实力创建独立政权的情况下，放低姿态向宋、辽称臣，并利用宋、辽矛盾，保全自身来求得发展，保持稳定的边境贸易往来，又可取得封赐的经济利益。李元昊祖父辈的成功外交政策，堪称是西夏建立的成功秘诀。
李德明之子李元昊认为：“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从他霸气的语言中可以看出，他对党项的发展，与父亲李德明主张的依附宋朝、维持现状的观念并不相同，他认为英雄的人生，就应该称霸，不应该依附于谁。李元昊精通蕃汉文字，从小熟读兵书、善思谋划、文韬武略、本人的民族意识特别强，不想依附于宋、辽，向他们称臣。二十四岁的李元昊就开始构建自己的政治道路，逐步实现自己的理想。公元1028年，李元昊接受父亲交给的任务，进攻甘州回鹘政权，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使回鹘可汗来不及调兵遣将，就被打败，回鹘政权覆灭。李元昊由于这一显赫战功而被李德明册封为太子。接着李元昊又根据他父亲的意图，在率军回师途中，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乘势突袭西凉，一举成功，西凉从此成为西夏的属地。突袭甘、凉的成功，不仅使党项的势力扩展到河西走廊，也使年轻的李元昊赢得了声誉。公元1032年李德明病逝后，李元昊既以合法身份继承了王位，又以自己的军事才干和显赫战功取得了党项政权的最高统治权。之后雄心勃勃的李元昊充分发挥自身才能，不断发动战争扩大地盘，统治区域扩大到“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楼萧关，北控大漠”。
李元昊继承王位后，除了在疆域上不断拓展，还进行政治改革，首先恢复党项的一些风俗习惯，比如下令国人必须髡发，穿戴党项的民族服饰；创立西夏文字，规定国内所有文书通告等都用西夏文书写，西夏文字在境内被广泛使用，这些措施使西夏区别于宋、辽，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也巩固了李元昊的统治地位；其次李元昊仿照中原的王朝礼仪，设立文武百官，建立了完整的统治机构。这些措施迅猛推进西夏社会的进步，为西夏的建立和李元昊的称帝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李元昊大军出征（图片来自鄂尔多斯市博物院）
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定都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这就预示着党项以一个独立的政权出现，不再向宋、辽称臣，而是处于同等的地位，这一举动引起北宋的强烈不满，北宋拒不承认西夏的独立，废除对李元昊的赐姓和官职、断绝双方贸易往来，并以“定难军节度使”一职企图换取李元昊的项上人头。这些强硬手段并没有使李元昊屈服，反而激起了李元昊对宋大举用兵。刚刚建立的西夏对宋出兵，从实力方面讲，与以中原为基业的北宋比较，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是远不能及的，是有天壤之别的，但就是在这样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之后李元昊发动了对北宋的多次战争，并且都取得了胜利，这就是李元昊创造的战争奇迹，西夏的神奇所在。
从公元1040年到公元1042年，李元昊连年对宋发动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大战役，运用诱降、诈降、偷袭、埋伏等战术创造了一次次以少胜多的战争神话。公元1040年正月，李元昊派贺真领导的部众向北宋金明寨都监李士彬假装投降，李士彬人称“铁壁相公”，李元昊又让将士与李士彬相遇时佯装不敢进攻，说“我等闻铁壁相公名，莫不坠胆”，以此使李士彬更加骄傲，松懈防务。然后李元昊用突袭战术围攻金明寨，原来诈降的党项士兵为内应，一夜之间就攻破寨城，俘虏李士彬。接着李元昊进围延州（今陕西延安），宋朝驻延州的长官范雍十分惊慌，立即命令驻守庆州（今甘肃庆阳）的刘平和石元孙率军赴援。刘、石二人带领人马赶到延川、宜川、洛水三河的汇合处三川口时，已经人困马乏。西夏兵按照李元昊的部署，在此设伏以待，从山地四方合击，将宋军万余人消灭殆尽，宋军主将刘平和、石元孙被俘。三川口之战是西夏建国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充分显示了李元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西夏军事力量的强大。
宋军三川口失败后，李元昊针对宋军的进剿计划，指挥夏军诱敌深入，又一次重创宋军，这就是有名的好水川战役。好水川，在今宁夏隆德县城北十五里，两边山谷环抱，只有一条道路可通，正是兵家设伏之处。公元1041年二月，李元昊又一次向北宋发动进攻。李元昊了解宋军将领任福求胜心切，设下引蛇出洞之计。先派小股部队进入宋朝境内，遇任福大军后假装失败，仓皇撤退。任福虽怀疑是计谋，仍抛掉大部队，率数千轻骑追击，沿途夏军遗弃了不少马匹、骆驼，宋军看见这种状况更是穷追不舍。进入好水川口后，宋军发现路上摆着不少封闭的泥盒子，用手一拍，里面有跃动之声。任福让士兵将盒子砸开，装在里面的鸽子受到惊吓而飞起，这正是宋军进入埋伏的信号。西夏军队得到信号后，十万人马一起从山头出击，将宋军围困在谷底，宋军左冲右突，终不能脱险，此战宋军损失惨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西夏与辽又因争夺鄂尔多斯北部地区的部众而发生纠纷，关系恶化，导致了公元1044年的夏辽大战。这年10月，辽兴宗亲自统领十万骑兵出金肃城（今准格尔旗北），兵分三路，向西夏发起大规模进攻。北路军于贺兰山北击败夏兵。西夏被迫提出与辽议和，遭到辽的拒绝。李元昊便用缓兵之计，在鄂尔多斯河曲之地（泛指河南地区）佯装向后撤退三次，几百余里，每退三十里，就放火把沿途野草烧光，迫使辽军陷于“马饥士疲”的困境，李元昊立即发动反攻，恰又遇到“大风忽起，飞沙眯目”，西风大起，辽军眯眼大乱。“夏军乘之，蹂践而死不胜计”，辽军遭到惨败，辽朝驸马萧胡靓等大臣数十人被俘。夏辽之战就发生在鄂尔多斯高原上，李元昊所用的战略计谋取得重大胜利。
西夏与宋、辽战争中，善用谋略取胜是李元昊创造战争奇迹的关键所在。这与李元昊从小爱读兵书、书不离手、研究战略战术是密不可分的。西夏虽然获胜，但李元昊也认识到，宋朝占据中原，地大物博，兵力充沛，有广大的后方为依托，所以每次取胜也只是抢掠即还，浅尝辄止，使宋朝边境不得安宁，并不是以占领北宋领土为目的，即“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边疆”。但连年的战争消耗西夏大量财力，加上北宋关闭榷场，停止“岁赐”，使得西夏失去了一笔重要的经济来源，引起西夏民众不满。宋军连连溃败，人力、财力的损失也十分惨重，北宋完全低估了西夏的战斗力，夏军攻入宋境内，掠夺人畜、焚毁建筑，给宋朝带来严重的破坏。双方面对常年的征战，彼此消耗是相当大的，李元昊随机应变，适时、灵活改变外交策略，于北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双方达成“庆历和议”，夏宋之间的冲突才逐年减少。李元昊的善于谋略、用兵如神为西夏在历史长河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为西夏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元昊建立西夏后，虽将政治中心移到了河西的兴庆府，但依然十分重视对故地夏州的经营，在鄂尔多斯地区设置了丰、胜、夏、宥以及南部的银、绥、盐、麟、府等州。现在靖边县的白城子属于当时的夏州；今鄂托克前旗城川古城属于当时的宥州；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古城属于当时的胜州。鄂尔多斯地区水草丰美、畜牧业发达，有天然的盐场，又有当时西夏与北宋、辽进行贸易交换的榷场，这些都为西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物质保障。
鄂尔多斯地区作为西夏的故地和重要的战略要地，留下了大量的西夏遗迹，其中最具特色、出土最多的就是西夏窖藏。窑藏就是人们为躲避战乱将贵重物品埋藏在地下，希望战争过后还能回到故土，挖掘出来继续使用。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了11处西夏窖藏，比较典型的有新民渠窖藏、白圪针窖藏等，窖藏中大部分是西夏的瓷器、铁器、钱币等珍贵文物。其中著名的西夏牡丹纹黑釉剔花瓷瓶、西夏羊首铁灯，就出土于伊金霍洛旗的白圪针窖藏，还有西夏“首领”铜印等，都收藏于鄂尔多斯市博物院，为研究西夏当时的官职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
西夏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以来西北地区的割据局面，为西北地区民族融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党项从一个弱小的少数民族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王朝，这与其从西北迁徙到鄂尔多斯南部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接近中原王朝，可以学习借鉴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方式，使党项从一个“不知稼穑”的游牧民族，开始在鄂尔多斯南部的无定河流域兴修水利、在肥沃的土地上发展农业，逐渐积累财富，壮大实力，成为雄踞鄂尔多斯南部的割据势力。党项以夏州为根据地和统治中心，在这里经营了200多年，李元昊建立西夏国后，虽然将统治中心移至兴庆府，但鄂尔多斯大部分地区仍然是西夏统治的中心区域，是夏与宋、辽贸易交换的主要场所，是党项等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互学习的融合之地，同时对鄂尔多斯地区的开发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西夏王朝的建立，与党项在鄂尔多斯高原及周边创建的基业是紧密相连的，李元昊在此基业上，充分发挥政治、军事才能，施行了强有力的社会改革，创造了一个个战争奇迹，使得宋朝不得不默许了西夏的存在。李元昊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更是西夏文化得以发展繁荣的重要倡导者和引领者，为多元文化发展、多民族碰撞交融作出了重要贡献。
图文摘编自：李芸主编、甄自明编著《鄂尔多斯历史故事》
编辑：吴卓群
校对：裴承艳
审核：杨阳
终审：王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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