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19岁啊
我们村里有条河,夏天的时候,孩子们都喜欢去那儿玩。陈帆是那群孩子里游得最好的,一个猛子扎下去,能潜出老远。去年夏天他还跟我说,等今年河水暖了,要教我仰泳。
可今年河水暖了,陈帆却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再也游不动了。
我是听我妈说的,说陈帆得了尿毒症,要换肾。那时候我刚从外地打工回来,提着水果去他家看他。一进门我就愣住了——那个去年还能在河里像条鱼似的少年,现在瘦得脱了形,脸是青白色的,手上插着管子,看见我进来,努力想笑,嘴角却只是扯了扯。
“回来了?”他声音很轻,像风吹破纸。
我点点头,把水果放在桌上,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妈在旁边抹眼泪,他爸蹲在门口抽烟,一地烟头。
过了会儿,我走到院子里,看见陈帆他爸还蹲在那儿。我递了根烟过去,他接了,手抖得点不着火。我帮他点上,他狠狠吸了一口,烟雾里,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眼睛通红。
“医生说,最好亲属配型。他三个姐姐……”他没说下去,又吸了口烟。
我知道陈帆有三个姐姐。大姐陈芳,嫁到邻县去了;二姐陈萍,在城里打工;三姐陈莉,去年刚结婚。她们都比陈帆大不少,最小的三姐也比他大八岁。陈帆是老四,也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出生的时候,他爸在村里放了半个小时的鞭炮。
第一个回来的是三姐陈莉。她是骑着电动车回来的,车把上挂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斤苹果。她在医院待了不到一小时就出来了,站在病房外的走廊上,脸色苍白。
“医生说我肾有点小问题,不适合捐。”她对父母说,眼睛看着地面。
她妈抓着她的手:“莉啊,你再检查检查,万一……”
“妈,我也有家啊。”陈莉突然哭起来,“我刚结婚,要是捐了肾,以后怎么生孩子?王强他们家能答应吗?”
她妈的手松开了。
陈莉走的时候,塞给父亲两千块钱:“给帆帆买点好吃的。”然后骑着车走了,没回头。
第二个是大姐陈芳。她是坐大巴回来的,带着五岁的女儿。在医院,她一直抱着女儿,好像那样就能踏实点。配型结果出来,配上了,六个点里有四个能对上。
医生很高兴,说这已经很不错了,成功率很高。
陈芳听完,沉默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她对父母说:“我得回去,妞妞要上学,她爸一个人弄不了。”
“芳啊,那是你亲弟弟……”她妈跪下了。
陈芳也跪下了,母女俩对着跪。“妈,我不是不愿意,可我有妞妞啊。捐了肾,我要是倒下,妞妞怎么办?她爸跑长途的,一个月在家待不了几天……”她哭得说不下去。
最后她还是走了,留下五千块钱。她妈没接,钱掉在地上。
那时候陈帆还能下床走走。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坐在医院楼下晒太阳,眯着眼睛看天。我坐他旁边,他说:“哥,我想吃冰棍。”
我跑去买了两根,他慢慢舔着,突然说:“其实我不怪她们。”
我没说话。
“大姐的女儿有哮喘,三天两头住院。二姐在城里给人当保姆,被辞了就没了收入。三姐……三姐婆婆本来就嫌她是农村的。”他舔了一口冰棍,“她们都有自己的难处。”
“可你是她们弟弟。”我说。
他笑了,那个笑容很苦:“弟弟重要,可她们的日子也得过啊。”
二姐陈萍是最后一个回来的。她从城里直接来的医院,拎着个旧背包,风尘仆仆。看见陈帆,她没哭,只是摸了摸他的头,说:“怎么瘦成这样了。”
配型结果要等三天。那三天,陈萍一直守在病房里,给陈帆擦身子,喂饭,按摩浮肿的腿。她话不多,但做事利索。陈帆精神好了些,有时候还能跟她开开玩笑。
结果出来那天,我们都去了。医生拿着报告,说配上了五个点,比大姐的还好。
陈萍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低着头,很久没说话。她妈坐在她旁边,握着她一只手,手心都是汗。
“萍啊……”她妈声音抖得厉害。
陈萍抬起头,眼里全是血丝。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又张了张嘴,才说:“妈,我上个月查出来,怀孕了。”
她妈的手松开了。
“两个月了,我没敢说。”陈萍摸着自己的肚子,“要是捐了肾,这孩子就保不住了。医生说的。”
长椅的另一头,陈帆坐在轮椅上,静静听着。然后他转动轮椅,慢慢回了病房,关上了门。
陈萍走的时候,在病房门口站了很久,最后也没推门进去。她把背包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塞给母亲,一共三千七百块,有零有整。然后她走了,背影在走廊尽头晃了晃,差点摔倒。
那天之后,陈帆就不怎么说话了。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一看就是半天。我去看他,给他讲村里的事,说谁家娶媳妇了,谁家盖新房了,说河里的水又涨了,今年肯定有很多鱼。
他听着,偶尔“嗯”一声,眼睛还是看着天花板。
有一天我去得早,看见他正拿着手机看照片。我凑过去,是他和三个姐姐的合影。照片上他大概七八岁,被姐姐们围着,笑得见牙不见眼。大姐搂着他,二姐在给他擦汗,三姐在背后做鬼脸。
“这是我十岁生日拍的。”他说,手指摩挲着屏幕,“那天大姐给我买了蛋糕,二姐买了新衣服,三姐攒了零花钱,给我买了那个遥控汽车。”
他顿了顿,又说:“她们以前对我很好的。”
我说不出话,只觉得喉咙堵得慌。
陈帆的情况一天天恶化。医生说,再不换肾,就真的没机会了。他爸开始到处借钱,说要去大医院,说就算买也要买个肾。可哪有那么容易,等肾源的人排着长队,就是有钱也不一定等得到。
最后一次去看陈帆,他已经不太能认人了。我进去的时候,他看了我好久,才慢慢说:“哥,你来了。”
我坐下,握着他的手。他的手肿得厉害,皮肤薄得透明,能看见下面的血管。
“哥,”他声音很轻,我得凑近了才能听见,“你说,她们现在在干什么呢?”
我知道他问的是谁。我说:“大姐应该在接女儿放学,二姐可能在做饭,三姐……三姐也许在看电视。”
他笑了,那个笑容很浅:“那就好。”
然后他闭上眼睛,像是累了。我以为他睡着了,正要起身,听见他轻轻说:“其实我不疼,真的。”
那天晚上,陈帆走了。凌晨三点,医院打来电话,我们赶过去的时候,人已经没了。他爸妈扑在病床上哭,声音撕心裂肺的。我站在门口,看见陈帆静静躺着,像是睡着了,只是脸色白得吓人。
葬礼那天,三个姐姐都回来了。她们跪在灵堂前,哭得昏过去几次。大姐捶着自己的胸口,一遍遍喊“姐姐对不起你”;二姐哭到吐,被人扶着才能站起来;三姐抱着棺材不撒手,说“弟啊,姐姐不是人”。
村里人看着,没人说话。有老人摇头叹气,有女人抹眼泪,但没人去劝她们。她们就那样哭着,从早上哭到晚上,好像要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干。
出殡的时候,得有人捧遗像。按规矩该是儿子,可陈帆没儿子,该是侄子,可他姐姐们的孩子都还小。最后他爸说,让他姐们来吧。
大姐捧着遗像,二姐抱着骨灰盒,三姐拎着引魂灯。她们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脚步虚浮,像踩在棉花上。路很长,从村里走到后山,她们走了一路,哭了一路。
下葬的时候,大姐突然扑到墓穴边,抓起一把土,死死攥在手心,血从指缝渗出来,和着土,一起掉进坑里。
“姐欠你的,下辈子还,下辈子一定还……”她一遍遍说。
可人已经没了,还不还的,又有什么意义呢。
陈帆走后,他爸妈老得很快。他妈眼睛哭坏了,看东西模糊;他爸的背更驼了,整天坐在门口,望着村口的路发呆。
三个姐姐很少回来了。过年的时候,大姐回来过一次,在弟弟坟前跪了一下午。二姐寄钱回来,比往年多,但人没露面。三姐怀孕七个月时流产了,说是受了刺激,身体没养好。
有时候我去河边,会想起陈帆。想起他一个猛子扎进水里,然后从很远的地方冒出头,朝我挥手喊:“哥,你看我厉害不!”
他游得是真的好,像条鱼,自由自在的。
可再好的水性,也游不过命。
去年清明,我去给陈帆上坟,看见他坟前有新鲜的贡品,还有三束花,分别是百合、康乃馨和向日葵。我知道是他姐姐们来过了,她们没约在一起,各自来的,各自放的。
我点上香,看着墓碑上那张年轻的笑脸。他才十九岁,还没谈过恋爱,没出过远门,没吃过很多好吃的东西,没见过很多好看的风景。
他本该有很长的人生,可停在了这里。
风把香火吹得明明灭灭,我忽然想起陈帆最后说的那句话。
“其实我不疼,真的。”
也许他真的不疼了。疼的是活着的人,是那些在深夜里突然醒来,想起自己曾经有个弟弟,而自己没能救他的姐姐们;是那些在饭桌上总会多摆一副碗筷,然后又默默收起来的父母。
有些选择,一旦做了,就是一辈子的事。有些遗憾,一旦留下,就再也填不平了。
河里的水还在流,一年又一年。村里的孩子长大了,又有了新的孩子。陈帆的名字,渐渐很少有人提起了。只有他坟前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而那条他曾经像鱼一样游过的河,依旧缓缓地、不知疲倦地,流向我不知道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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