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春末，沈阳青年大街的梧桐刚冒新芽，街口公告栏贴满了“加强消防演习”的通知；谁也没料到，三个月后，一场人为大火会在同一条街拐角处爆燃。

彼时的杨青不过三十六岁，眉眼间仍能看出当年当兵时的利落。退伍十余载，他靠着承包退伍军人接待站起家，外界尊称他“杨老板”。改革开放的浪潮打到东北，他赶上了风口，口袋里迅速鼓了起来。那段日子，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挣钱嘛，胆子不大怎么行？”

1993年，他咬牙签下湖西服务站的经营权，打算把它做成能住宿能吃喝的小饭店。省民政系统的固定客源让他有恃无恐，头两年顺风顺水。可市场很快变了，南来北往的私营饭庄越开越多，他的“小算盘”一夜失灵。四年亏损，让他直呼撑不下去，于是把场子转手，只保留租金和利润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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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盘人陈延奎夫妇是地道生意能手。重装店面，增加洗浴、歌厅，又打出“高端商务”招牌。转眼间，湖西饭店成了附近最时髦的消费场所，高档牌照的轿车天天堵在门口。租金照合同算，分红按约定给，可在杨青眼里，钞票像添了翅膀，一把把飞进别人口袋，他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

1997年深秋的一场小雪，让杨青做出新决定。雪花落在门头上，他盯着不断进出的客人，忽然觉得自己才是“房东”，凭什么只吃租金？涨租！在他的算盘里，这再正常不过。对面却是刚投入大笔装修费的承租人，涨一次，认；再涨，忍；第三次还来，陈延奎愤然拍桌：“再提价，合同撕了！”

摩擦没有刹车，反而升级。门口三番五次出现闹事的混混，玻璃门碎了又换。消防、税务也不知被谁举报，隔三差五来检查。饭店虽没垮，但陈延奎疲于应付。四十出头的他拉着妻子叹气：“再这么折腾，干脆关门算了。”一句话传到杨青耳里，他却笑不出来，贪念已把理智浸透。

1999年6月，杨青暗中订下两道棋：一是恢复暂停多年的保险，二是寻找“肯办事”的人。姘头徐徐代他投下保额五百万元的财产险，理由写得冠冕：“防范意外，确保运营”。随后她应聘进湖西饭店做服务生，借口“学生勤工俭学”，一个月里把监控、通道、安检程序摸得门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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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熟的场外庄家介绍了三个亡命徒：孙玉宫、黄志明、韩士。最初报价三万，嫌少；一口气抬到二十万，三人点头。汽油、打火机、绳索、匕首，清单写在一张白卷烟壳上。杨青交代：“人别碰，财产毁了就行。”临别时又补上一句：“成了，钱立刻到位。”

8月28日夜，沈阳闷热无风。三人先在隔壁洗浴搓澡，借以拖到凌晨。2点整，携三桶汽油翻窗上三楼，一层层泼洒，火舌瞬间顺着走廊窜起。此时店内还有五十余名夜班员工和歌厅客人，浓烟塞满走道，呼喊声、玻璃爆裂声交杂。消防车十五分钟赶到，仍有九条年轻生命被困。

案发三小时前，杨青带着儿子乘火车南下，随后改乘客轮到山东蓬莱，自以为证据链断得干净。但意外往往出在细节。亡命徒落下的木箱、目击者午夜逃生时看到的身影，以及保单投保时间，都连到他身上。沈阳刑警花两个月排查，锁定主谋正是那位“杨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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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旬，警方在蓬莱一个海边平房将杨青抓获。现场只剩翻倒的行李箱、几十片残碎的安眠药壳。被摁倒那一刻，他喃喃一句：“我只想把店拿回来。”随后企图吞下事先准备的300片安眠药，被及时送医。洗胃过程漫长，他疼得浑身抽搐，还挣扎着喊：“别告诉我儿子。”

杨青康复后押解回沈阳。面对调查，他起初极力撇清，“只是债务纠纷”。但保险公司出具的保单、三名纵火者供词、徐徐的证言，把整套阴谋钉死在纸上。公诉书列出时间表：6月17日投保、7月15日踩点、8月28日纵火、8月29日拨打匿名报警要求“严查陈延奎”，环环相扣。

法庭审理时，杨青眼中血丝密布。合议庭问：“为何铤而走险？”他顿了几秒，回答简短：“拆不掉的贪心害了我。”旁听席有人低声议论，言语里夹杂惊讶与惋惜。最终判决：杨青以放火罪、保险诈骗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并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行刑前记者短暂采访，镜头中的杨青瘦得厉害，声音嘶哑：“人穷点也能活，心一黑，活不久。”这句话不到二十字，却像钉子一样钉在那一年沈阳几乎所有饭店老板的心里，消防演练的通知忽然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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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视全案，无需旁征博引就能看出核心症结：合同精神被抛在脑后，市场换血加快，个人欲望被金钱放大。九十年代，万元户是新闻，杨青却把几十万当小数目；可当财富与法律展开角力，输的永远是试图站在规则之外的人。

湖西饭店重建后，门口那块曾被烈火烤得漆黑的招牌被保留下来，边缘挂着一只旧灭火器，店员偶尔指着说：“那是血的教训。”此后再没人敢在租金问题上用拳头说话。

纵火瞬间能烧掉一幢楼，也能烧断一个人的命脉。沈阳的夜风依旧呼呼作响，只是那拐角处的路灯下，再看不见杨青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