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十月一日清晨，薄雾才散，天安门上空传来尖锐的发动机啸声，八架崭新的歼十排成楔形，贴着长安街的蓝天呼啸而过。观礼台上一位老飞行员攥紧拳头，嘴里不停念叨：“那架二号机的动作真漂亮。”彼时谁也没想到，这名操纵二号机的四川姑娘，七年后竟会以最惨烈的方式离开人世。
她叫余旭，同行给她取了个代号——“金孔雀”。这三个字里既有飞行员对蓝天的炽恋，也有她儿时的影子。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常在家门口的田埂上张开双臂学跳孔雀舞，风吹过麦浪，稚嫩的女孩在金黄的波涛间转圈，仿佛预演了日后在云端的盘旋。
二〇〇五年，空军面向全国招收第八批女飞行学员，二十多万名报名的女高中生里，只有三十五人被录取。体测那天，她跑完一万米像只小兽般喘着粗气，教官却只写下三个字：“动作标准。”与她同批的同学回忆：“她练俯卧撑，一天掉不下二千个汗珠，算白练。”当时谁都知道，歼击机对体能的苛刻超乎寻常，三分钟持续九个G的超载，会让血液瞬间涌向脚底，没有铜墙铁壁般的体魄根本撑不住。
初上单座教练机那年，她不过二十三岁。机翼划破云层，她在回航落地后被问起“怕不怕”。她笑着答：“怕什么？越上天越想飞。”这股不服输的劲头，让她成为首批四名女歼十飞行员之一。可真正进入三代机座舱，才知挑战才刚开始：几何倍重力加速度的压迫、瞬息万变的机动科目、接连不断的课目考核，让人如入风暴中心。她却在日记本里写下四个大字：“苦中觅乐”。
时间来到二〇一四年珠海航展。歼十机群低空翻滚，拉出五彩焰迹。人群沸腾，她摘下头盔，阳光下笑意明亮。记者提问下一个目标，她毫不犹豫：“我想去更高的地方——太空。”声音铿锵，透着自信。
十天。仅仅十个昼夜，命运翻了页。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北方的天空已带寒意，余旭随“红鹰”中队进行双机对向拉升试飞。当天13时58分，飞机在进行大迎角横滚时突遇气流扰动，左机失速。两架战机几乎同时启动紧急程序。飞行长呼喊：“弹射！”她握杆、拉柄，可就在座椅跃出瞬间，强风把身躯斜抛向僚机右翼。剧烈碰撞后降落伞无法正常展开，几秒后，火光吞没了那抹熟悉的身影。
消息传到成都老家，空军干部只敢含糊其辞：“孩子在训练中受了点伤，请二老立即进京。”母亲低声回了句：“是不是……出了大事？”眼眶却已湿润。一路北上，两位老人抱着女儿最爱的舞蹈鞋和飞行日志，心里明白，却依旧抱着一线希望。
事故调查很快结束：飞机无设计缺陷，地面指挥处置得当，意外源于空域乱流与极限动作叠加。那是一场噩运的刹那。业内人士私下感叹：“换任何一位飞行员，逃生概率也只有五五。”——这句话没人敢对家属说。
余旭的骨灰十八日抵达崇州。乡亲们自发排成三公里人墙，菊花漫道，农人摘下草帽，车辆自觉熄火。灵车经过外婆家楼下时停了片刻，驾驶员轻点警笛三声。站在窗口的老人身体抖成一片，她望着车队远去，双唇颤动，“阿旭回家了。”
网络随即炸开。质疑声、冷嘲声不绝：“女飞行员反应慢”“歼十老旧”。很快，大量退役飞行员和航空专家站出来科普。新一代战斗环境要求极高，对机载设备操作精细程度的需求并无性别之分；更何况高阶机动中，女性的生理构造在耐疲劳、心理稳定上并不示弱。至于歼十，自○五年定型后历经多次改进，推重比、机动性能皆在全球同级平台前列。这些声音让不少非议烟消云散，也让更多人看到另一种勇气——“她们不是装饰，她们是真刀真枪的战斗员。”
值得一提的是，弹射跳伞历来是高危环节。座椅甩出时瞬间过载可达二十G以上，颈椎、脊柱都可能受创。即便伞具正常打开，地面障碍、风切变仍可能造成二次伤害。余旭所在的“红鹰”队，平均每年完成超两百小时高风险演练，绝非单纯“秀肌肉”。熟练掌握翻滚、筋斗、眼镜蛇、落叶飘等动作，是未来空战摆脱对手锁定、赢得射击窗口的重要保障，这一点，对熟悉航空史的人并不陌生。
同批女飞行学员后来有人转教官，有人成为双机长，有人参与重大任务。每逢谈及那位笑靥如花的四川姑娘，大家都说：“她在时，训练场的风都像吹着歌。”队友李倩曾小声对机务员感慨：“旭子坐在哪架机上，那飞机像被注入了灵魂。”
如今，那架曾喷薄七色尾焰的歼十已退场封存。机头侧面依旧留着“金孔雀”三个蓝字，烈日下泛着微光。年轻学员参观时常会停下脚步，久久凝视。耳畔隐约传来一句熟悉的誓言——“我心飞翔，只为祖国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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