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深秋一个雨夜，台北街头湿冷。九十五岁的薛岳推开家门，发现门缝里塞着一张法院传票——台湾银行以拖欠房租为由，要把他告上法庭。冰冷的印章像刀子，让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军人呆立当场。
这一纸诉状说来并不意外。两年前，他顶着“国民大会代表”的身份站出来反对李登辉扩权，随即被“关照”取消补助。房租本来由官方报销，一旦停了拨款，靠微薄津贴过活的他根本无力承担。十几万元新台币的欠款，就这样把他推向被告席。
1993年4月，他被轮椅推入台北地方法院。法槌落下那一刻，审判席上是机械的询问；而围观席，则在窃窃私语：“这不是当年的‘长沙之虎’吗？”有人只在课本里见过他的名字，如今却在这里看到一位须发皆白、手指颤抖的老人。轮椅上的薛岳缓慢抬头，吐出一句让全场瞬间噤声的话：“我曾经杀了十万日本人。”
时间拨回近一个世纪。1895年《马关条约》签字，中国山河飘摇。第二年，广东乐昌一座小山村里，薛家添了一个男婴。父亲给他取名“仰岳”，意在“仰慕岳飞”。少年志气高，他十五岁便只身赴广州投考陆军小学，誓学刀枪，“将来讨还国仇”。
广州的晨练号角、枪声和硝烟，塑造了这位少年锐利的神经。1920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他护送宋庆龄突围而出；北伐首战汀泗桥，他率队强攻，身先士卒，被同僚唤作“老虎仔”。孙中山盛赞其“胆大心细”，并亲手在地图上为他划出了“北伐必经之路”的重任。
全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薛岳已是镇守贵州的大员。卢沟桥的枪声传来，他连发三封电报请缨。终于赶到上海前线后，他把军帽往指挥桌上一扔，只说一句：“寸土不让。”此后半年，日军未能跨过吴淞口一步，“三月亡华”的豪言破灭，也在这座城市里先碎成了泡影。
战争最惨烈时，他常亲上火线。一次在罗店，炮火绞成的泥浆飞溅，他飞身救下被震昏的团长，人群中有人惊呼：“薛司令疯了！”他却笑着挥手：“命都不要的人，疯点没关系。”短短几周，部队伤亡过半，却死守不退。上海保卫战结束，敌军伤亡六万，薛岳第一次登上战功榜首。
1938年，日军挥师进逼武汉，湖北、江西、安徽火海连成一片。薛岳临危受命，布下“口袋形”防御圈，到万家岭将日军第一○六师团一步步引入绝境。刀光火海连烧三昼夜，日军被歼万余。东京朝野哗然，天皇史无前例地下令“全力救援”。这场大捷同台儿庄、平型关一起，被后世并称“抗战三大捷”。
更响亮的名号，在湖南诞生。自1939年起，长沙三度沦为日军闪击目标。薛岳接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一职，誓言守护湘江天险。蒋介石九次催令撤退，他却回电一句：“薛岳在，长沙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他利用稻田水网迟滞敌装甲，反手一击斩敌四万。日军恼羞成怒，倾十二万兵力卷土重来。薛岳把稻田挖沟、把粮草藏山、把交通线切成“九宫格”，再以反包围的“天炉战法”将敌军困在熊熊火网之中。第二、三次会战，日军连败，累计损失逾十万。自此，“天炉战神”声震中外。
美国在1946年授予他“自由勋章”，表彰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的卓越功勋。可战争的硝烟散去后，他却迅速淡出了政坛。1949年底，他跟随败退台湾的政府，率三军渡海，旋即被架空。台南郊外那片柚子园，成了老将军与历史的唯一纽带。
余生似水，却也不平静。面对李登辉的政治操作，他直言“违宪”。一句直白惹来报复，补贴砍掉，催租函雪片般飞来。台银将他告上法庭的那天，他已九十七岁，身体羸弱，却突然挺直腰背，向法官陈述：“抗战八年，我指挥部队歼敌十万以上。今天，却为了几间房子站在被告席上，这算什么道理！”短短三十个字，让庭中许多人红了眼圈。法官最终裁定免收欠款，算是给英雄留下最后的体面。
晚年的薛岳常托探亲者捎话回乐昌老家：“屋后的桂花还在不？我想闻闻那味儿。”1998年5月3日，这位“长沙之虎”在嘉义静静离世，享年一百零三岁。家乡政府随后修缮了薛氏祖祠，把他的戎装、佩章与他年轻时写下的日记一并陈列；中央广播电台也于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将其事迹列入《抗日英雄谱》。
在军事史的年轮里，他的名字与万家岭、长沙紧紧相连。那些被称作“天炉”的包围圈早已无声，但在硝烟中铸就的军魂，却不会因一纸诉状而蒙尘。退至晚年的孤寂，并未抹去战场的锋芒；法庭上的那句低吼，不过是老兵不死的回响，提醒后人：曾经有这样一群人，用血与火守过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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