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深秋，青岛某海军基地的风刮得人睁不开眼，后勤处的小李抱着一摞报表冲进机关大楼时，远远看见政委张逸民正掂着小皮包往家走。军装被海风吹得猎猎作响，他背挺得笔直，却始终把军帽压得很低，仿佛不想让人注意到自己。
在这座基地，张逸民的职务排得进前三。可翻开军队工资薄，他的名字后面只有“行十五级”四个字——对应的是正团级薪水，每月一百四十元出头。旁边不少副军、正军的同事，却稳稳拿着二百五十到三百多元。这支队伍里，并不是谁偷懒懈怠，而是人人都被一九六五年的那次“定级降薪”牢牢锁住。
先把时针拨回十二年前。那年三月，中央正式决定取消军衔制，九等二十一级的行政等级取而代之；为了缩小收入差距，高级干部普遍下调薪金，越是级别高降得越多。张逸民当时只是个正团，直接被定在第十五级，工资基本没变。三年之后，他由于作战指挥成绩突出，连升三级到正军，却只能继续领那点团职标准。说到底，级别没变，职务再高，也难以“升帐”。
与他搭班子的李静是另一番景象。李静一九三七年参军，抗美援朝时已是正师长，五五年佩上大校衔，六一年晋升少将。按简化后的行政等级，他落在第九级，月薪两百五十元左右。两人同坐一张桌，批同一份文件，可每月到手的钱相差一百多。张逸民自嘲：“我这碗饭是团级价，干得再多也不涨味儿。”
收入差距在生活里更显著。基地新落成一排被称作“将军楼”的家属楼，带独立厨房，还有稀罕的24小时热水。李静搬进去后，照规矩劝张逸民也选一套。张逸民摆手直说：“我这一大家子靠一百四十块吃饭，哪住得起这般‘高级房’？”他最终挑了将军楼里最小的两居，还坚持只租半套，余下一间留作会议小室。
“政委，这么做不合规定。”分管住房的参谋提醒。张逸民笑了：“规矩不是死的，省一分是一分。”话音刚落，就有人把情况捅到舰队。司令员得知后，在常委会上敲了敲桌子：“工资薄不会说谎，他是正军，却还是十五级。让他全额交房租，日子怎么过？房租减半，另一半算公家支出。”众人无异议，这才把文件盖章执行。
减半也好，开销仍紧巴。张家六口，全靠那一百四十多元转。逢年过节，客人上门，他总是自己掏腰包张罗一桌家乡小菜；出差坐船坐火车，也是宁可挤硬座，不肯报销包厢票。有时战士心疼，说一句“政委，别省了”，他就摆摆手：“给组织省钱也是本分。”
一九七三年春，舰队党委专门开会商议补助问题。参谋长算了笔细账：“正常伙食、子女上学，再加各项杂支，他每月缺口四五十元。”会上决定一次性拨付四百元慰问金，折合三个月工资，当场就由财务处送到张家。老政委推辞不掉，只说一句“借的，日后再还”，会议记录里却标注“补助”，没人催他。
与生活的窘迫相比，张逸民最在乎的是战备。越南战争爆发后，北部湾形势紧张，基地负责远洋护渔和反潜试验，他常常通宵盯在指挥所。别人提及工资差，他反问：“打起仗来，谁管工资？”这种倔强，基层早把他当成了不畏寒暑的“老水兵”。
一九八二年冬，军队工资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取消单一行政等级，恢复与职务、军龄挂钩的薪金档次。张逸民顺势从十五级跳到新的正军薪标，月入一下子翻了一倍多。消息传到家里，爱人先算账：“孩子学费不用愁了。”他却打开抽屉，把多年没动的旧工资条细细折好，夹进日记本，“留着，让孙子看看那年月的票子值几斤米。”
有人问他受了这么多年委屈，可有怨言？他摇头：“没什么委屈。当年前方打得凶，后方日子更苦。能活着，能指挥部队，就是福气。”这句话传开，连年轻参谋都感叹“老政委真硬”。
有意思的是，等到工资改革全面铺开，不少同辈羡慕他“终于补回差距”，他却更关心基层士兵的伙食。一次视察炊事班，他看见萝卜干炒玉米面，皱了皱眉：“伙食搞上去，兵强马壮，仗才能打好。”随后就往后勤署塞去一张采购单，压着签字：“省下来的差价，用在锅里。”
张逸民的故事里没有惊世骇俗的传奇，只有一串具体到元角分的数字，和一份对职责的执拗。多年后，基地老兵提起他，往往先说那张减半的房租票，再说他在作战室里泡茶到凌晨的背影。军功簿上写着勋章，账本里是紧巴巴的零头，两本薄子，合在一起才是那个年代里最真实的军人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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