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十二月的南京夜风凛冽，丁盛走出陆军总院时，兜里只塞着一张临时住址证明。他抖了抖大衣，低声嘟囔：“先找口热饭再说。”这一幕，与他当年指挥十万雄师南征北战的气势，形成鲜明反差。

回头看丁盛的履历，1930年入伍，黄沙百战，屡立奇功。1955年授少将衔，时年43岁，在将星璀璨的授衔大厅里，他算最年轻、也最能打的那批人。1968年起，先后执掌广州、南京两大军区。论资历，他本应稳稳走到更高位。

转折点出现在1977年。因牵涉到“林、江两案”，丁盛突然被撤职并隔离审查。命令一下，卫兵换岗、公车收回，连家属院的伙食供应也戛然而止。妻子陈璞玉望着空空的米缸犯愁：没有粮票，哪怕有钱也买不到大米。

接下来是漫长的家庭动荡期。几名孩子一个分配下乡，一个暂住亲戚，只有老三丁克西留在身边照看母亲。邻居怕惹麻烦，能躲多远躲多远。最尴尬的一次，家里电闸被拉掉，他和孩子摸黑做玉米糊，熬了一夜。

1980年10月，丁盛又一次被带走。小院门口贴着搬迁通知，限期三日。女儿借来板车，挑灯打包。次日清晨，大雨倾盆，院里泥水没过脚踝，家具湿透，搬家队只剩家人三双手。那一幕，让老将军的面子彻底跌碎。

1982年，中央决定让他退出现役，地方安置。可地方财政紧张，配给标准一降再降。吃饭、看病、维修房顶都得自掏腰包。丁盛不会生炉子，不会修电线，常常笨手笨脚。幸好孩子们已成年，逢年过节往家里补贴一点。

1984年7月，组织把他安排到南昌休养。刚到不久，心脏病复发。身边无子女，照料不便，他只好申请回南京。医院住得多，报销流程又繁琐。主管部门得层层审批，地方财务叹气：“实报实销可以，可现金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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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暖交织的不只是经济账，更是亲子账。几个孩子因为父亲的身份在就业上屡屡碰壁，最终还是凭本事站稳脚跟。丁盛晚年常念叨：“亏欠他们太多。”说这话时，他眼神闪躲，掩不住内疚。

九十年代，形势逐渐宽松。各地军区老部下隔三岔五寄来车票、汇来路费，请他去北京、成都、昆明转转。有人半开玩笑：“司令，今天轮到咱们请您检阅啦！”老将军抬头笑，却把那张汇款单悄悄折好放进内袋。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老部下的汇款多是几十、上百元，在当时并非小数目。有人家境一般，仍执意资助。丁盛拗不过，写信回谢：“你们有情有义，我心里热乎。”他始终记得一句行伍老话——打仗靠战友，过日子也靠战友。

到了1999年，丁盛身体每况愈下，住院时间长过在家时间。南京总院心内科病房门口，子女轮流守夜。深夜三点，儿子轻声问：“爸，疼吗？”丁盛虚弱地摆手：“不算啥，比长征那会儿好多了。”寥寥一句，把往事吹散在走廊灯影里。

2000年夏，他离世。遗物简单，旧军装一套，褪色的嘉奖令一叠，还有厚厚的信封，里面全是战友寄来的汇款单和家书。子女打开抽屉，看见父亲工整笔迹写的八个字——“在家靠子女，外出靠战友”。字大，力沉，墨迹浓黑。

丁盛的晚景称不上优渥，却也没被彻底击垮。子女的肩膀、战友的情义，给了他最朴素的安全感。这份安全感，不来自头衔和俸禄，只来自人心可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