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的一个夜晚，湘江两岸被寒风割得生疼。冲破封锁线的红军战士们刚靠在河滩喘口气，枪声又起。担任左翼突击队指挥的李天佑正掩护队伍渡河，一发弹片撕裂了他的左肩。那一刻，他把纱布往伤口上一摁继续指挥。旁边的警卫忍不住小声提醒：“政委，您流血太多了！”李天佑只回了一句：“部队要先过去。”一句话，几乎点亮了他此后一生的行事准则——任务优先，身体垫底。
抗日、解放两大战场，他身上留下七处伤疤，两次大出血险些送命。胜仗打得多，老毛病也跟得牢。1952年，华北医院在他胸前贴了听诊器，急性肾炎的诊断像一张红色警报。可那年正是“三反五反”最吃紧的时候，他偏偏把病历往抽屉一塞，拎着文件夹下部队检查财务。医生追到军车前，他挥手就走：“忙完再说！”这句“再说”拖成了慢性病，埋下致命隐患。
1960年春，总参军医涂通今给他做系统检查。肾小球滤过率已经不到正常值的三成，蛋白尿吓人。病历上那行“必须离岗休养”的红字，李天佑只看了几秒就翻页。他甚至没有告诉远在南京出差的夫人杜启远。此后到北京任副总参谋长，罗瑞卿见他面色蜡黄，硬把人“押”到南方疗养。然而他一边吸氧，一边还在给机关打电话，批改报告不落一张。有意思的是，疗养院护士常能看到他背着氧气袋在走廊踱步，嘴里念叨的仍是某个作战方案。
时间来到1964年，肾病每月复查都要加一次利尿剂。杜启远急了，私下对丈夫数落：“你再这样，真要把命搭进去！”李天佑笑着抬手：“总参就这么几个人，我脱岗，他们怎么办？”这句看似玩笑的话，实则深埋着军人骨子里的担当。可他的体检表却在默默刷新最差记录，肌酐指数直线上跳。
1966年后形势更复杂，报告和电报雪片般飞进周恩来办公桌。李天佑说过：“总理时间宝贵，咱们呈上去的得是提炼过的干货。”于是，他常常连续工作四十八小时，困了就把外衣当被子铺在沙发，眯半小时。不得不说，这种长期超负荷比战场流血更加蚕食人的生命。
1969年底，军医们再也坐不住，联名上书军委，建议他立即住院。然而离职命令迟迟未下。杜启远只好拿起电话，对黄永胜几乎哽咽：“再拖，他真的撑不住了。”电话那头答复：等李天佑主持完即将召开的大会，再安排休养。可就在那场大会结束后，他已虚脱到站不直，直接被送进301医院。
1970年1月中旬，京城还裹在寒风中，一位老中医把完脉，抬头问杜启远：“怎么拖到这种地步？”简单一句，像锤子敲在她心口。病情恶化几乎已无回旋余地，医生们只能靠强效激素暂时稳住指标。
同年8月1日，建军节座谈会召开。听说有几位被隔离的老战友获准出席，李天佑挣扎着要求参加。医生连连摇头，无奈之下只得联系杜启远。她看懂丈夫的心思，轻叹一声：“让他去吧。”大会结束，李天佑当晚便高烧到四十度，再次被抬回病房。
秋天进门，枯叶飘落。9月中旬某夜，他忽然对值班医生说想去天安门看看。“坐车去，转一圈马上回来。”医生拗不过，又担心路上出意外，最后还是婉拒。李天佑沉默片刻，只让助手把窗帘拉开，看那方方向。第二天，他把妻子唤近，声音低得像风里沙子：“别给我上好药，留给需要的同志。”短短一句，留下的却是军医们默然低头的集体沉重。
9月27日凌晨，李天佑再也无法咽药。窗边放着一本印有毛主席像的小册子，他艰难翻到扉页，嘴唇微动，却已无声。清晨5时35分，这位56岁的开国中将永远停下了脚步。
消息很快传至中南海。当秘书报告“李天佑因病逝世”时，周恩来放下手中的文件，良久未语，随后轻声自问：“才五十六？”他回忆起不久前在电话里听到的洪亮声音，有点恍惚。擦了擦镜片，周恩来嘱咐：“追悼会我要到场，悼词也由我来写，立即去慰问家属。”
告别仪式原定10月4日。前一天，治丧办突然来电：总理临时安排重要外事，能否顺延？杜启远沉默片刻，答：“国家工作第一，请转告总理，勿为我们改期。”挂电话前，她又嘱咐一句：“让总理保重。国家可以没有李天佑，不能没有周总理。”在场工作人员眼眶一下子红了。
10月4日，八宝山礼堂人流如织。聂荣臻专程赶来抚棺致敬，声音微颤：“老实能打仗的人，走得太早。”海陆空三军指战员千余人肃立送别，数十面军旗半垂。杜启远站在灵堂中央，指着灵前两盆盛开的秋海棠，轻声呢喃：“天佑，你最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写了悼词，你听到了吧？”那株秋海棠恰在深秋逆势绽放，被在场的人记了很久。
战火中负伤七次、枪林弹雨里出生入死的李天佑，终究败给了慢性肾衰。他留下的，不只是作战指挥才能，更是一份责任感：无论职位高低，只要国家需要，就该顶上去。把个人荣辱、甚至生命都摆在后排，这种气魄，今天读来依旧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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