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京城，暖意似乎比往年都要慢半拍。
而在张治中看来，这股子寒意更是钻进了骨头缝里。
他的身子骨已经垮得厉害，在医院住了许久，也没盼来什么好转的消息。
枯坐在病房里，这位顶着“和平将军”头衔的老人，心里头正在盘算着人生最后的一步棋。
到了这步田地，活得长短反倒成了次要的。
作为从旧社会摸爬滚打过来的高级将领，在这个特殊的年头，他满脑子琢磨的只有一件事：手头剩下的这点政治份量，该怎么用，才能把自己身后的烂摊子收拾利索。
琢磨来琢磨去，他拿定了两个主意。
这一公一私，乍一看挺拧巴，细想却是滴水不漏。
头一件事，是跟“老底子”有关。
他把老伴洪希厚喊到跟前，下了道死命令：回家去，把家里那些陈年旧纸、没收拾的手稿全翻出来，打包捆好，火速送给周总理。
他心里这笔账算得门儿清：东西搁家里，那是定时炸弹；一把火烧了，又是糟践历史。
唯独交到总理手里，才算进了保险箱。
这不光是信得过组织，更是变相地亮明态度：我张治中这辈子，肚子里没藏着掖着，亮堂得很。
公事有了着落，心思自然就转到了私情上。
这便是第二个主意，搁在当时，这念头胆大包天，甚至有点“不知深浅”。
他想见个人。
不是哪位大领导，而是自家的女婿，周嘉彬。
麻烦就出在这儿。
按那会儿的情况，周嘉彬人还在海峡对岸的台湾。
在那个两岸势如水火、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都让人神经紧绷的节骨眼上，要把一个在“敌营”待着的人弄回北京，这哪是走亲戚，简直是往政治雷区里踩。
换个旁人，哪怕想亲人想疯了，这话也得烂肚子里，躲都来不及，谁敢往枪口上撞？
可张治中到底不一样，他心里有谱。
他琢磨着：自己这半辈子都在为和平跑腿，中央信得过他，总理也懂他。
临了提这么个要求，图的不是“私通”，是“团聚”。
于是，他找来中央的同志，递上了最后的请求：“能不能让我的女婿回来，让我看一眼？”
这步险棋，还真让他走通了。
中央那边仔细掂量后，觉得没毛病。
没过多久，周嘉彬就被安排着从台湾飞回北京，一下飞机直奔医院。
老爷子为啥非得见这女婿？
里头藏着三层深意。
头一层，是为了闺女张素我。
当年抗战那会儿，为了给国家出力，张治中硬是逼着在国外念书的闺女退学回来干活。
闺女没二话，可当爹的心里总觉得亏欠。
后来闺女跟了周嘉彬，日子过得安稳，这也是老父亲心里最大的安慰。
眼瞅着自己要走了，他不放心把闺女孤零零扔世上，非得亲眼看着女婿回来，把这个家扛起来才踏实。
再一层，是为了“正道”。
周嘉彬不光是女婿，那是张治中一手带出来的“得意门生”。
年轻那会儿，周嘉彬就是他的副官，老爷子那是真稀罕他，还专门送去德国深造。
这小子也争气，德国警察学校、陆军大学那是高分毕业。
可到了1949年那个大转折点，周嘉彬差点走歪了。
那会儿他稀里糊涂去了台湾，站到了解放军的对立面。
是张治中听到信儿后，立马托关系找人，苦口婆心地劝，才没让他一条道走到黑。
对张治中来说，这是半个儿，也是迷了路的学生。
临闭眼前，这“最后一课”必须得上。
病房里，爷俩一见面，那场面看得人心里发酸。
看着病得脱了相的岳父，周嘉彬眼泪止不住地流。
张治中伸出枯树枝一样的手，死死抓住女婿。
就在这会儿，他吐出了那句份量最重的话：
“跟着党走，相信中央，日子肯定有奔头。”
这句话，就是老爷子留给女婿最后的保命符。
他不光是嘱咐周嘉彬待素我好点，更是在教他在往后的日子里怎么安身立命。
这是一个从旧军阀混战堆里爬出来、见过大风大浪的老人，在鬼门关前总结出来的活命智慧。
后来，张素我听母亲转述了父亲临终的这些话，每回想起来，总是泪流满面。
1969年的那场道别，看着是家里人见个面，其实是一位父亲耗尽最后一点心血，在给儿女铺平后半辈子的路。
所有的狠心与慈爱，全在那一次握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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