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深秋的南京雨夜，华东军区机关灯火通明。陈毅把刚就任参谋长的张爱萍叫到窗前，语气温和却意味深长：“海上的事，总归要有人挑担子。”张爱萍没吭声，只紧了紧军大衣。那时，朝鲜战场硝烟正炽，东南沿海却悄悄酝酿另一场风暴。
说来有些戏剧。张爱萍从苏联疗养归国不到一年，便被推到海军组建的风口浪尖。13名干部、2辆吉普、一张草图，这就是华东海军的全部家当。对他而言，海是陌生的，敌情却分外清晰：蒋介石在浙江沿海布下大陈列岛防线，口号是“海上长城”。若想向台湾逼近，那道长城迟早得拆。
他先抓吃饭家伙。窥伺旧海军船员的大量技术空缺，他索性启程去莫斯科，三顾茅庐般请回一批苏军教官；回国后，又转身钻进原国军海防旅的营房，拉着林遵、曾国晟一遍遍开谈心会，“过去的事翻篇，我们要干新买卖”。这种接地气的法子，居然让新旧水兵混得火热。不到两年，一支能出海、敢夜航、略通协同的海上劲旅成形。遗憾的是，还没来得及上战场，他就被抽调去当参谋长，换了条战线。
桌上摊着的浙江沿海地图却始终没收。他研究得越深，越觉得一江山岛是破局钥匙：地处舟山与大陈之间，像钉子一样卡在航道中央；不拔掉它，大陈随时可呼叫空海火力增援，登陆部队等于把脖子伸向敌人。由于这个观点与三野惯性思路相左，他先把计划压在抽屉里，暗暗琢磨细节。
1953年7月，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八月初，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议上问道：“浙东那边准备得怎么样？”文件传到上海，张爱萍的名字被写在“浙东前线总司令”一栏。有人私下嘀咕：这位脾气火爆的将军，大战役经验欠缺，还要统三军，靠谱吗？陈毅摆摆手：“早打晚打，都要打，他来正合适。”
临战会议在宁波举行。陆军、海军、空军一字排开，气氛不似硝烟，倒像一锅快要沸的茶。副司令某君掷地有声：“先攻大陈主岛，一鼓作气！”这是解放战争里无数次“瓮中捉鳖”思维的自然延伸，听着挺硬气。张爱萍却摇头：“海上不是平原，船队过一江山岛，敌机俯冲就像捶蒜，得先把蒜锤子夺过来。”话音落地，双方火星四溅，桌角险些被拍断。
“要是拖时间，敌人巩固大陈如何？”副司令涨红了脸。张爱萍不示弱：“一江山不拔，根本登不了大陈，迟早还得回来补课！”两人僵得难解难分。有人悄悄溜出会场，把陈毅请来。陈毅迈进门，只问一句：“争什么？”副司令复述完理由。陈毅沉下脸，抬手一指作战计划：“张爱萍是总司令，谁不同意，先和我谈。”语调不高，却透着不容置疑。场面立即静了，正是那句后来常被老兵提起的话：“服从总司令的指挥！”
作战方案终获敲定。1954年年底，浙东各港口进入“悄声加班”状态：海军突击队在夜色里反复演练登陆，空军机群则用旧飞机拖曳靶标，模拟岛上高炮火网。最忙的是炮兵，他们得把临建阵地伪装成民房，以免敌机侦照。期间，张爱萍多次登艇靠近前沿，小黑板上写满潮汐、风向、礁滩分布，他常一句口头禅：“浪不欺人，把账算清楚。”
1955年1月18日凌晨2点，第一批登陆艇离开披云山港。海面漆黑，只有微弱航标灯。张爱萍站在旗舰甲板，轻轻拍栏杆：“今夜不许生火。”旁边参谋应声：“是！”一句短对话，被寒风卷走，却让人心里踏实。拂晓前，空军150余架次出动，机头灯在云层里闪灭，仿佛在说“时间差不多了”。
6时30分，海、空炮火同时铺向一江山岛。守军约1000余人，仓惶应战。半小时后，陆军强击营穿插登陆点，海水没至腰部，仍咬牙向前。9时03分，岛上主峰插起红旗，电报只发八个字：“一江山岛，已肃清。”消息传回宁波指挥部，陈毅抬腕看表，短促笑了声：“不慢。”
有意思的是，计划中的下一步——攻击大陈本岛——还没展开，岛上蒋军却在国民党海军协助下自撤。2月初，大陈列岛尽入掌握。战果固然重要，更大的意义在于，三军首次联合作战拿下一块“试金石”，也让海军从纸面走向海面。回想几年前那张草图，谁能料到结局如此爽利？
战后总结会上，张爱萍提到副司令的“先打主岛论”，并没讽刺，只说：“他那套陆战打法在大多数场合行得通，但海上条件变了，要提前换脑子。”这一评价赢得了会场里稀稀拉拉的掌声。军人之间，争执归争执，目标从未分岐——打胜仗，保胜利。
张爱萍没有拿一江山之功居功自傲。他继续推动海军院校建设，把更多年轻军官送去苏联、波兰学潜艇、雷达、导弹。1958年，东海舰队正式编成，被沿海渔民亲切称作“张司令的队伍”。而那句“服从总司令的指挥”，也在后来的训练教材里被反复引用，用来提醒下一代指挥员：战场千万变，决策只能有一个声音。
三年筹备，一昼夜决战，一江山岛战役的篇幅不长，却深深影响了人民海军的走向。至此，大陈列岛不再是“海上长城”，而成为进军台岛的前沿跳板。历史书写此页，用的只是一行清瘦的黑体字；参与过的人却明白，真正的分量远重于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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