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书横行已经成为人们对于当今书法最愤恨的理解，但是即便舆论猛烈抨击，仍然不能对书坛产生丝毫动摇，这其中不免有很多专业人士对丑书的维护和推崇，与民众的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立。
人们十分不解为什么那些明显背离传统书法的作品会得到高度的赞誉，为什么民众与艺术家的神没有那么多的差距，难道民众的观点真是错的吗？
不过，最近著名书法家张旭光先生对俗书的解读，似乎回答了民众的一些疑问，并且其中指向明确。
熟悉书法圈的人都知道，张旭光先生是当今书坛极具影响力的大家，无论是书法创作水平，还是理论研究深度，都备受业内认可。
近年来，张旭光先生褪去了诸多行政职务的光环，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书法艺术的普及与传播中，热衷于通过自媒体平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众讲解书法知识、解读书法审美、辨析书法乱象，收获了大批粉丝，也成为了连接专业书坛与普通民众的重要桥梁。
在近期发布的一期视频中，张旭光先生将重点放在了“俗书”的解读与批评上。他明确指出，当今书法界不仅有被民众广泛诟病的“丑书”，更有危害深远的“俗书”，而“俗书”的泛滥，比“丑书”更值得警惕。
在视频中，张旭光先生条理清晰地列举了当今社会上几种典型的“俗书”类型，包括“老干体”“江湖体”“明星体”等等。
他认为，这些书法或脱离法度或根基不牢，创作者缺乏努力但又附庸风雅，沉迷于自我臆造，因身份或怪异引发关注和赢得一些赞许，误导了民众，影响了书法的正常发展。
在批评完这几种典型的“俗书”之后，张旭光先生话锋一转，又对当今书坛一些书法家的“玩票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明确表示，书法是一门严肃的艺术，需要创作者静下心来潜心钻研，锤炼技法、涵养气韵，而不是靠噱头博眼球、靠怪异求关注。
随后，他列举了几种具体的“玩票行为”，比如左手书、倒书、人体书等，认为这些所谓的“创新”，完全脱离了书法艺术的本质，沦为了低俗的杂耍，是对书法艺术的不尊重，更是书法创作的歧途。
稍有了解书法圈的人都知道，左手书、倒书、人体书，正是著名书法家王冬龄先生最为典型的“创新探索”方式。这难免不让人产生联想：张旭光先生的这番话，是不是在针对性地批评王冬龄先生？
王冬龄先生作为当今书坛的领军人物之一，在书法创作上一直以“前卫”“创新”著称，除了左手书、倒书、人体书之外，他还大胆尝试过盲书、竹书等多种怪异的创作形式，特别是其标志性的乱书以“无法辨识”“形态怪异”引发争议，也成为了民众口中“丑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在此之前的多次访谈和公开场合中，张旭光先生不止一次地对王冬龄先生的“乱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言语之间难掩羡慕与敬佩之情。
一边是此前对王冬龄先生“乱书”的极力推崇和高度赞誉，一边是如今在视频中对左手书、倒书、人体书等“玩票行为”的尖锐批评，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让无数网友感到困惑不已。
张旭光先生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之前对王冬龄的赞誉是发自内心的，还是碍于情面的客套话？如今的批评，是真的在指责王冬龄先生，还是在借王冬龄先生的例子，批评当今书坛的普遍乱象？
其实，只要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梳理张旭光先生的书法理念和过往言论，就会发现，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恰恰体现了他过人的艺术眼光和客观理性的评价态度，而这种态度，正是当今书法界乃至整个文艺界最为稀缺的品质。
张旭光先生从来没有因为个人情感、人情世故，或者行业利益，就对某位书法家进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
而是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既看到其优点和贡献，也不回避其缺点和不足，这种客观公正的评价，在当今“要么一味吹捧、要么全盘否定”的书坛，显得尤为珍贵。
要理解张旭光先生的这种态度，首先要厘清两个概念——“丑书”与“俗书”，这也是张旭光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的“反丑书还是反俗书”讲座中重点阐释的内容。
在讲座中，张旭光先生明确表示，很多民众对“丑书”存在严重的误解，将那些笔画稚拙、结构奇险、难以辨识的作品一概斥为“丑书”，甚至盲目反对一切突破传统的创新作品，这是一种盲目的反传统、反审美、反创造。
他认为，那些被民众骂为“丑书”的作品，很多都是“合于古人”的，是艺术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追求个性表达和审美突破的结果，这些作品大多出自才华出众的艺术家之手，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进入了传统经典的链条之中，因此“丑书不能反”。
而“俗书”则完全不同，张旭光先生强调，“俗书必须反，不反则吹不响民族奋进的号角”。他认为，“俗书”的核心问题，在于创作者不临帖、不入古法，技术不过关、不到位，同时格调低下，存在“低俗”“恶俗”“平俗”等问题，有的甚至将书法当作玩杂耍，追求噱头和眼球，完全背离了书法艺术的本质。
张旭光先生对“俗书”的定义，恰恰击中了当今书法界的痛点——不是所有突破传统的作品都是“俗书”，也不是所有看似怪异的作品都是“丑书”，关键在于是否有传统技法的支撑，是否有高雅的审美格调，是否坚守了书法艺术的本质。
回到王冬龄先生的作品上，我们就能明白张旭光先生的良苦用心。张旭光先生推崇的，是王冬龄先生“乱书”中蕴含的创新精神和艺术价值。
他认为，王冬龄先生的“乱书”虽然看似怪异、难以辨识，但每一笔都有传统笔法的根基，承载着数千年的书法记忆，其核心是对书法线条、墨法、章法的探索和突破，是将中国传统草书与西方抽象艺术相结合的大胆尝试，这种尝试打破了书法的地域限制和文化壁垒，让西方观众能够从墨迹的流动中感受中国书法的魅力，为中国书法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这也是为什么张旭光先生会称赞其为“世界性的作品”，因为这种创新，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是有艺术内涵的，而非无底线的猎奇。
而张旭光先生批评的，是王冬龄先生那些脱离了书法本质的“玩票行为”——左手书、倒书、人体书、盲书等。在张旭光先生看来，这些创作形式，已经完全背离了书法艺术的核心。
书法的本质是“书写性”和“文意性”，“书写性”要求创作者讲究笔法、注重线条的锤炼，追求自然流畅的表达，拒绝刻意造作；“文意性”要求书法作品承载文字的内涵，传递创作者的情感和心志，而不是将文字当作单纯的视觉符号进行随意拆解和组合。
左手书、倒书等创作形式，过分追求形式上的怪异和噱头，忽视了笔法的锤炼和气韵的营造，将书法变成了一种低俗的杂耍，失去了书法应有的高雅格调；而人体书更是将书法与低俗的行为艺术结合，完全亵渎了书法艺术的严肃性和神圣性，这正是张旭光先生所批评的“俗书”范畴。
他主张书法创作要做到“先继承后创新，先到位才会有味道”，“到位”就是要扎根传统，锤炼技法；“味道”就是要在传统的基础上追求个性表达和时代精神，反对僵化模仿，也反对无底线猎奇。
在他看来，王冬龄先生的“乱书”，做到了“到位”与“味道”的平衡，是值得肯定和推崇的；而那些“玩票式”的创作，则违背了这一原则，陷入了“俗书”的泥潭，是值得批评和警惕的。
张旭光先生的这种评价态度，不仅解开了民众的困惑，更给当今书坛上了生动的一课。当今书法界的最大乱象，从来都不是“丑书”的存在，而是审美标准的混乱和评价体系的失衡；从来都不是创新精神的缺失，而是对传统的漠视和对低俗的纵容。
很多专业人士要么一味推崇创新，对那些脱离传统、低俗猎奇的作品盲目吹捧，将“怪异”当作“个性”，将“杂耍”当作“艺术”；要么一味固守传统，对所有突破传统的作品全盘否定，将“保守”当作“坚守”，将“模仿”当作“传承”。
这种非此即彼、极端片面的评价态度，不仅加剧了专业书坛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审美鸿沟，更阻碍了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
而张旭光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跳出了这种极端的思维定式，坚持用辩证的、客观的、理性的眼光看待每一位书法家、每一件书法作品。
他不因为王冬龄先生的“乱书”有创新、有价值，就回避其后期创作中的“玩票行为”；也不因为批评了这些“玩票行为”，就否定王冬龄先生在书法创新上的贡献。
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客观公正的艺术评价，是对书法艺术本质的坚守，是对传统与创新关系的正确把握。
这种态度，不仅让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书坛的乱象，更让他能够以理性的声音，引导书法艺术回归正途，也让普通民众能够更好地理解书法审美，拉近专业书坛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
在这个审美撕裂、乱象丛生的书坛，张旭光先生就像一盏明灯，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坚守着书法艺术的初心，引导着书法艺术的方向。
他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书法艺术回归正途的希望；他的态度，也值得每一位书法创作者和专业人士学习。
毕竟，书法是一门古老的传统艺术，更是一门需要敬畏的艺术，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寄托着人们的审美追求，唯有坚守传统、理性创新，唯有拒绝低俗、坚守底线，唯有客观公正、理性包容，才能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才能让书法真正走进大众、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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