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深冬，京西一栋平房灯火通明。张震走出会议室时哈着热气，身边参谋低声问：“首长，三个兵种的方案，要定了？”张震只答了四个字：“余地不大。”几个月后，第二阶段精简整编方案被写进文件，时间最终锁定在1982年。
国防工业与战备环境同样需要瘦身。一线部队已完成裁军三十余万，接下来轮到技术兵种：装甲兵、炮兵、工程兵，以及早已独立成军的铁道兵、基建工程兵。指导思想很直接——集中指挥，减员增效，但真正落地却触动了不少老资格的神经。
若把镜头拉回1950年，装甲兵、炮兵、工程兵诞生之初都是“大块头”。那时仿照苏军体制，大军区级的牌子挂得响亮，人、马、设备一应俱全。三十多年一路扩编，军旗早扎根，校院、工厂、仓库遍地都是，突然改成总参直属业务部，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1957年的八总部改三总部曾引来不少争议，而60年代西藏军区、内蒙古军区降格为正军级时，也闹过情绪。干部们一肚子意见，归结到一句话——“不是怕摘星，是怕丢舞台。”这两句大白话，比任何文件都直白。
张震受命稳住新一轮调整，从春天开始频繁走访三个兵种机关。会上他喜欢先听，“你们先说”。有人拍桌子，有人摇头，也有人沉默。最难的一点在于：干部分流必须找准出口，既要给新生力量让路，又要顾全资历与情感。
拟定兵团级最先提出，纸面上看似折中：兵团比大军区低，比军高，可一旦恢复军衔制，兵团主官有可能戴中将甚至上将肩章，以后在总参开会坐次如何排？正副总长与兵种司令同衔同级，指挥链变得尴尬。张震琢磨了几夜，干脆压到正军级，层级清晰，衔级也好对应。
“老莫，你看这方案行不行？”张震找来装甲兵政委莫文骅交心。莫文骅抿口茶说：“编制可以缩，人不能垮。部队士气若没了，坦克再多也就是废铁。”不到二十字对话，定下后续工作的调子——思想先行。
莫文骅的担忧有底气。1967年他因“特殊原因”离岗，1975年复出，带着一口气重整装甲兵。两年时间，他拍板恢复装甲兵指挥学院、工程学院等四所院校，建立指挥、技术两条线的分级培训制度，哪怕是在燃料紧缺的岁月，依旧硬挤经费搞野外驾驶与夜间射击。基层对他服气，因为“老莫懂坦克，也懂人心”。
1982年文件正式下发，装甲兵领导机关撤销在即，莫文骅已七十二岁。和不少同龄将领一样，他选择退居二线，把位置让给更年轻的行家里手。离开军营那天，装甲兵大院里没有仪式，只有几名学员在路边敬了个礼。莫文骅挥挥手，上车前回头看了眼那面灰绿军旗，没有多说一句。
同年，炮兵司令、工程兵政委也陆续办理离休或转岗手续。五年前文件还写着“干部终身制”，此刻却明确提出“四化”干部方针，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革命化四个词成了选人标准。精简整编不仅调整了编制，更像一把手术刀，把新时代的军队轮廓雕出了雏形。
部队缩编并非简单减法。装甲兵、炮兵、工程兵合署后，技术标准得统一，院校教材要重编，科研计划要归口。总参新成立的装甲兵部不过两百来人，却承担了千余辆坦克、数百门自行火炮的升级论证。有人抱怨编制紧张，也有人兴奋终于可以“一条龙”对接总参。观念变，效率随之而来。
1988年，军衔制恢复。总参装甲兵部主官佩戴少将、中将肩章，与当年的设想完全贴合，后任也无须为衔级尴尬犯难。那一年，莫文骅已到人大履职，偶尔听到老部下来京开会，会凑过去打听装备改进。“不喊我名字，叫政委就行。”他总这么说。
回头看，1982年那次整编留下两笔账：一笔是数字，数万人员转业、若干部队降格；另一笔是人心，老一代将领让贤，新一代军官走上前台。账目清晰，却也写满沉沉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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