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的救赎：贪权专横的宰相，为何自毁前程也要做这件事？|北齐书|司徒|父爱的救赎|高欢|高澄|高祖

文/胡铁瓜

北魏末年的北风，刮过洛阳城残破的宫墙时，总裹挟着让人不寒而栗的气息。那气息里有焦土的灼热，有血腥的黏稠，还有无数冤魂的呜咽。永安三年（530年）的深秋，尔朱兆的胡人骑兵涌入洛阳，连佛门净地瑶光寺都未能幸免。躲在寺中避难的贵族女性遭肆意拖拽凌辱，寺庙钟声在哭喊中破碎，成了那个时代最绝望的背景音。史载洛阳男子竟纷纷束发扮成孩童模样，只为规避被玷污尼姑“还俗急嫁”的婚配冲击——这荒诞一幕，正是乱世伦理崩塌的真实写照。

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人命如草芥的时代，连太后、皇帝、公主都难逃厄运。胡太后被权臣沉河，幼主惨遭弑杀，皇族尊严碎如尘土，更别提一个在战乱中失散的普通女童。东魏司徒孙腾，这个权倾朝野的老人，在无数个深夜被骨肉分离的痛苦缠绕。他枕边常年放着一枚褪色的儿童银锁，锁身被岁月磨得发亮，这是女儿失散时唯一留下的遗物，也是他一生无法愈合的伤口。

武定年间的邺城，司徒府邸的灯火常常亮到天明。61岁的孙腾坐在案前，眼前摊着的不是军国大事的奏章，而是一幅早已泛黄的画像——画中梳着双丫髻的小女孩，是他失散多年的女儿。这位历经北魏、东魏两朝的元老重臣，位居“四贵”之列，是实际掌权者高欢最信赖的核心心腹。他跟着高欢南征北战，从北方边境的无名幕僚一路爬到司徒高位，朝堂之上话语权举足轻重。可就是这样一个跺跺脚能让邺城震动的权臣，终其一生都被“寻女”二字捆住了心。

孙腾的女儿失踪于正光年间，那是北方大乱的开端。彼时他尚未发迹，跟着高欢的队伍在战乱中辗转，能保住自身性命已是万幸，根本无力庇护家人。史书中未载失散的具体场景，仅留下“北境乱离，亡一女”的寥寥数字，却藏着最沉重的痛楚——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一次转身、一场突袭，便可能是永别。孙腾曾发疯似的搜寻，最终只在乱草丛中寻得那枚银锁，此后数十年，这枚信物成了他唯一的念想。

“乱世人命如飘蓬”，这句话孙腾比谁都懂。他亲历了北魏末年的政权更迭与战乱频仍，见过太多皇族贵女的悲惨结局。孝庄帝的姐姐寿阳公主元莒犁，被尔朱世隆部下捕获后，面对胡人的逼迫刚烈嘶吼：“胡狗，竟妄想玷污天子的女儿！我宁愿伏剑而死，也不会向造反的胡人屈服！”《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她的呐喊与被绞死的结局，若非这段文字，她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

另一位琅琊公主元玉仪，北魏高阳王元雍的庶出孙女，“河阴之变”后家破人亡，沦为大将孙腾的家伎。史载她“在兵荒马乱的人世间悲惨度日”，数年后又被孙腾赶出家门，直至遇到权臣高澄才得以命运转折。贵族女子尚且如此，普通人家的女儿，命运只会更加坎坷。这些真实发生的惨剧，让孙腾越发坚信：女儿若活着，大概率已沦为富室大族的奴婢。

这个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北魏末年至东魏，战乱导致大量平民失去土地与家园，或饿死，或被俘虏、贩卖为奴婢。《魏书·食货志》记载，当时贵族士族“多占奴婢，以为力役”，甚至普通地主也会买卖奴婢从事耕织。奴婢数量之庞大，竟影响到国家户籍制度——后来孙腾担任括户大使时，一次便清查出逃散黑户六十余万，其中不少是被士族隐匿的奴婢。

在那个时代，奴婢根本不被视作完整的“人”，而是介于人与物之间的特殊存在。北魏法律明确规定“奴婢律比畜产”，他们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随意买卖、转让、赏赐，与“马牛羊”一同登记在财产清单中。主人杀死有罪奴婢仅受轻微惩罚，即便杀死无罪奴婢，也不过“徒一年”，远不及杀人之罪。更残酷的是，奴婢必须“著籍主家”，附于主人户籍之下，无独立身份，其子女生来亦是奴婢，世代不得翻身。

孙腾深谙这些制度的残酷。他知道，一旦女儿沦为奴婢，便意味着任人宰割的命运——可能被随意打骂，可能被当作货物转卖，甚至可能因小事丢掉性命。成为司徒后，他动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寻女：官府差役持画像遍访东魏各州郡县，私家门客深入民间打探线索，甚至重金悬赏，却始终一无所获。身边人屡屡劝他放弃，连高欢都安慰：“乱世之中，骨肉离散本是常事，你已尽了力，不必太过执着。”可孙腾偏不，那点念想如野草疯长，支撑着他不肯认输。

于是，在执掌司徒职权后，孙腾做出了一个震惊朝野的决定。《北齐书》明确记载：“及为司徒，奴婢诉良者，不研虚实，率皆免之，愿免千人，冀得其女。” 只要有奴婢前来司徒府申诉，请求摆脱奴籍成为良民，他一概批准，不问缘由、不核真假。他的心思纯粹而绝望：多放免一个奴婢，女儿被找到的概率就大一分，哪怕能免千人，只要其中有一个是女儿，便值了。

消息传开后，全国各地的奴婢纷纷涌向邺城。司徒府门前每日排起长队，从府门口延伸至街角。这些求告者大多衣衫褴褛、面带菜色，有的身上带着被主人打骂的伤痕，他们手中或许握着皱巴巴的诉状，或许只是跪地哀求，眼神里满是对自由的渴望——这场景无需虚构，便能想见其悲壮。孙腾每日坐于堂上，接过诉状便挥笔写下“准”字，机械重复，却带着孤注一掷的期盼。

下属幕僚曾小心翼翼提醒：“大人，此中必有虚报者，部分奴婢本是主人合法所买，贸然放免恐引士族不满。”孙腾只是摆摆手，回应只有三个字：“万一呢？”他并非不知此举不合规矩，甚至是公然践踏制度，但对女儿的思念，早已压过了对官场规则的敬畏。

可他的权力终究源于士族阶层与高欢的信任，这场“任性”的善举，终究触碰了整个统治阶层的利益蛋糕。当时权贵之家蓄奴成风，一个大族往往拥有数十、数百乃至上千奴婢，他们是田地里的耕作者、府邸中的仆役，更是身份与财富的象征。孙腾不分青红皂白放免奴婢，无异于直接剥夺士族的私有财产，断其生路。

彼时“四贵”之中，高岳沉迷酒色、司马子如贪赃枉法，孙腾自身亦不例外。史书记载他“志气骄盈，与夺由己，求纳财贿，不知纪极，生官死赠，非货不行”，甚至盗取宫中银器归为己有。这些贪腐行为，高欢与其他权贵虽有不满，却因同属既得利益者而选择容忍。可放免奴婢一事，触及了所有权贵的核心利益，反对声如潮水般涌向朝堂。

太师咸阳王元坦、司空侯景等人纷纷上书弹劾，指责孙腾“擅权乱法”“破坏祖制”；各地士族派人进京，向高欢哭诉财产损失，要求严惩。有崔姓大族原本拥有三百余奴婢，半数被放免，老族长竟跪在高欢府邸前不起，称孙腾“断其家族活路”。

高欢对孙腾向来纵容。此前孙腾统军讨伐西魏，“腾性怯，无威略，失利而还”，损失惨重，高欢仅轻描淡写批评几句，未加严惩。但这一次，他再也无法包庇。《北齐书》记载：“时高祖入朝，左右有言之者，高祖大怒，解其司徒。” 高欢深知，士族是东魏统治的根基，若执意包庇孙腾，恐动摇江山社稷，最终勃然大怒，免去其司徒之职。

被罢官那日，孙腾未作辩解，默默交出官印，返回府邸闭门不出。他或许早料到这个结局，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闭门期间，他依旧时常对着那枚银锁发呆，不知放免的奴婢中是否有女儿，也不知那些重获自由的人，能否真正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