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从1972年冷战高峰以来，第一次全球最大的两个核武器大国相互间没有任何有效的双边条约进行约束。但在大国竞争重回地缘政治中心的今天，单一条约的到期很难改变各个大国现有的核战略底层逻辑。
在冷战期间建立的传统军控机制认为，通过相互的详细核查是避免核灾难的重要一环。即便是在俄乌冲突的当下，美俄已经在核武器问题上保持经常性的数据交换以维持透明度。事实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乌克兰去年的蛛网行动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俄罗斯不能轻易隐藏战略轰炸机。因为这种隐藏会被视为俄罗斯降低透明度违反条约的明确表现。
因此，在条约失效的情况下，双方的这种定期信息交流机制将被切断，取而代之的是临时的信息交换和缺乏现场核查的可能估算。
当然，对今日的美俄关系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与曾经的苏联相比，俄罗斯没有与美国进行全面和军备竞赛的工业或者经济能力。而俄罗斯军队的核现代化进程也只能用停滞不前来形容。
不过，这边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没有一些短期内提升核打击能力的手段。比如俄罗斯在条约结束后就可以将本来无法搭载核弹头的导弹换上核弹头。但问题是，俄罗斯有必要这样做么？或者说，即便俄罗斯这样做就真的代表它会使用核武器么？
核威慑的意义在于威慑而不是使用核武器。尤其是考虑到我国明确反对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使用核武器，以及俄罗斯在前线占据越来越明显的战略优势，俄罗斯在短期内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约等于零。
更为重要的是，冷战所建立的核不扩散机制本身正在走向死亡。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础是建立在核武国家的核裁军，和非核国家不研发核武器的妥协上。对于核大国来说，放弃核武器本身是不可能的，其本身就是大国地位的重要工具。五大常任理事国联手反对《禁止核武器公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换言之，核不扩散机制已经成为实质意义上的技术壁垒。一边是非核国家追求彻底禁止核武器的道义规范，另一边则是核大国利用既有条约外壳维持权力的现实主义堡垒。
并且，核大国本身就在带头违反核不扩散机制。奥巴马时期美印关于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已经说明了，核不扩散机制本身就是一种地缘政治需要的选择性豁免。虽然印度没有资格拥有核武器，但奥巴马时期的南亚地缘政治政策需要拥有核武器的印度。所以核不扩散的风险就被抛在了脑后，无法阻止印度在核能领域的正常化。
拜登时代在AUKUS机制下允许澳大利亚使用核动力潜艇也是同样的表现。伊朗则是相反的例子，由于伊朗政权强烈的反美倾向，所以即便伊朗还没有研制出核武器，美国依旧会对其进行极限施压，试图废除伊朗整个核工业体系。
换言之，在今日的现实主义博弈中，绝大部分国家早已发现，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关键不是在于是否拥核，而是能否在拥核的同时与核心大国保持战略一致。朝鲜半岛无核化几乎沦为空集就是另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尤其是在俄乌冲突中出兵援助的行为，为朝鲜换来了更多的核技术和材料。
事实上，条约到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美国认为现有条约已经无法适应今日地缘政治的新变化。正在快速扩充核武器的我国已经是新的核武大国，如果不能将我国纳入新的三边核军控机制，特朗普政府担心这会成为美国在美俄双边条约限制下面对中国处于劣势。
这并非无稽之谈，而是《中导条约》之事历历在目。在美国和俄罗斯因为该条约无法发展中等射程导弹的时候，我国在这一领域快速发展，降低了美国的竞争优势。或者说，美国认为，今日在军事领域的地缘政治现实是三极格局，任何旧有的、基于美俄两极平衡的条约体系已无法涵盖21世纪的全球安全现实。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核不扩散机制迎来了自己的宿命。对于现实主义大国而言，战略稳定性已经彻底取代了裁军。这种转变意味着国际社会最终承认核状态的永恒化，核军控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确保核大国之间尽可能不要因为误判导致难以挽回的灾难。
核大国则在地缘政治的现实诉求下，不断以安全利益为由让整个机制进一步形式化，使得国际秩序最终像施米特意义上的大空间靠拢。有野心的中等强国则会尽可能突破现有的限制，寻求自己的核自主能力。
韩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朝鲜拥有核能力，且在肉眼可见的未来朝鲜半岛无核化已经空洞化的现实面前，自主研发核武器或者要求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已经成为韩国国内的主流声音。李在明的一项重要外交任务就是进一步促使美国方面放松对韩国和能力的管制。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条约的失效是权力和利益重新洗牌的必然产物。核不扩散机制的形式化则反映了国际体系正回归到一种更加原始和残酷的状态，安全感不再源于纸面协议，而是源于真实的武力和感知到的意志。对现实主义者来说，现在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个日益不稳定的时代里通过最基础的沟通和利益交换来维持那条不可逾越的核底线。这或许不美好也不理想，但确是最为现实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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