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盛夏的一个清晨,北京协和医院的走廊里还残留着消毒水味道,63岁的曾志收起体检报告,轻轻叹了口气——医生在最后一行郑重写下“心脏痉挛,合并胆囊结石,建议择期手术”。病情不算危急,却绝非小恙,手术之前必须把身体状态调到最佳,这是老同事、也是女儿的空军总医院医生一再嘱咐的。

离休一年多,曾志住在西长安街北侧的那座青砖四合院。院门外两株老槐树把阳光切成斑驳光影,她常在树下坐着纳鞋底,神思却飘回四十多年前的井冈山。那个时候,她还是二十六岁的江西姑娘,一身灰布军装,怀里揣着从南昌出发时带上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同志曾半开玩笑地称她“井冈山上最年轻的女书记”,那份亲切感一直存到今天。

最近的一次见面是两年前。1972年,她在陕北病倒,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不到一周,中央就来电:速返北京,安心疗养。那封信的落款“润之”二字,曾志仍用锦盒细心收藏。她明白,这是兄长般的关怀,更是革命信任的延续。回到北京后,汪东兴代表中央对她说:“好好休息,组织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当年南征北战的风霜,终于可以在小院的藤萝间稍作停歇。

可兵来将挡,病痛不讲情面。连月来的心绞痛与阵发性呕吐,让这位红军前辈不得不正视身体发出的警报。考虑到北戴河气候宜人,空气中带着潮润的咸味,有利于术前调养,家里人建议她去那儿住两周。曾志爽快地点头,“就当回到会师时的长征路上,锻炼筋骨。”说着,她牵起外孙小万的手,“咱们一起爬山,采蘑菇去。”

北戴河的山林与当年的井冈截然不同。这里草木繁盛,潮风裹着松脂味儿。每天清晨,白雾还挂在山腰,曾志就背起竹篓,带着十一岁的外孙上山。她身板虽不复当年,却依旧走得稳健,军人出身的干练决不肯轻易示弱。偶尔歇脚,她会指着山道边的野花,讲当年红军如何靠野菜、草根充饥,小万听得两眼放光。

有意思的是,她采蘑菇的动作依然带着旧日“交通员”的机敏。只见她俯身、探手、翻草叶,不一会儿竹篓里就堆起一层雪白的鸡腿菇。小万兴奋得满山乱窜,曾志远远叮嘱:“别走太快,看脚底!”可盛夏的山林曲径交错,孩子追着一只翩翩白蝶,转眼就没了影子。

曾志起先并不慌张,凭经验判断孩子就在附近。可喊了两声后,林里只回荡着她自己的回声。光线渐暗,潮气袭来,她心下一紧:山里有野犬,还有蜈蚣蛇虫,孩子若是误踩松软坡地,后果不堪设想。63岁的双腿不再年轻,可夺眶而出的焦躁胜过病痛,她扔下竹篓,沿着小路一路下探。

山脚的土路忽然闪过手电光,伴着粗亮的呼喊:“小朋友,别怕,跟我走。”那抹橄榄绿扎眼而亲切。曾志赶到时,只见一名解放军战士正牵着小万,安抚地拍了拍孩子的肩膀。小万红着眼睛,却仍挺着小胸脯:“姥姥,我在这儿!”曾志气短胸闷,勉力上前,握住战士的手。她话不多,只说了句:“谢谢解放军同志。”声音却哽咽。

回到住处,夜色已浓。屋外潮声拍岸,屋内灯光柔黄。小万低头认错:“姥姥,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曾志摸着外孙的头,没有斥责,只是轻轻道:“走丢一次,还能遇见好心的解放军,可不能靠运气过日子啊。”那一夜,她难得失眠,窗外蝉声长鸣,提醒她生命之有限。

调整期很快过去。1974年9月,曾志回北京住进了协和医院。手术安排在10月12日,由空军总医院外科专家团队主刀。手术过程中切除胆囊顺利完成,由心内科团队全程监护心脏。那年她63岁,经历了北伐、井冈鏖兵、长征、延安整风,如今只求健康活下去,看着下一辈平安成长。

病房里,老友来探望。贺子珍从湖南寄来家酿橘子蜜,嘱咐她“润嗓子,别再咳了”;杨尚昆夫妇拿着自家种的葡萄,一再催她“注意休息”。周总理也托人带来口信:“曾志同志为革命吃了大半辈子苦,这回就听医生的,别逞强。”这些关爱像潮水涌来,给她极大的支撑。

术后第三周,曾志下床试着走廊踱步。她抬头望见窗外的梧桐叶在秋风中翻卷,心里忽然浮现北戴河那一次惊魂:如果当时外孙真出了岔子,自己今日即便躺在病榻,也难安生。念及此,她又想到那些同样牺牲过孩子与家庭的战友。革命胜利后,比起失去亲人的战友们,自己的小灾小难算得了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初,身体刚刚恢复的曾志仍坚持到中组部老干部局参加座谈。她向年轻同志提出一个建议:“革命年代过去了,可对人民负责的心不能减半。”这句话被整理后贴在会议室的墙上,成了新入职干部们经常提到的一句“老首长教诲”。

回到四合院,曾志最大的乐趣是整理旧日手稿。她翻出1929年红四军一纵队留下的作战命令,看着毛主席亲笔批示,轻声念叨:“咱们这一生,如此就够了。”小万在旁边做作业,时不时抬头偷瞄外婆,心中既崇敬又好奇。那次走失的阴影早已被岁月抹平,却成了他们祖孙间的小秘密,也让孩子懂得了什么叫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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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初春,北京风依旧冷。邻院的腊梅开了,淡黄花瓣衬着被风吹起的灰瓦,别有一番冷香。曾志披了件棉大衣,拄着拐杖走出门,她的病情虽时有反复,但神情仍坚毅。有人劝她多休息,她笑答:“打了半辈子仗,闲得太久,倒不自在。”说罢抬眼望向远处的紫禁城角楼,目光笃定。

纵观她的生命轨迹,北伐的号角、长征的枪声、延安的灯火、解放的礼炮、建国后的风雨,皆如潮涌过身前。可在1974年的北戴河小山坡上,最让这位老革命心惊的,竟是一场寻常的走失。那一刻,她在山风中明白:时代翻卷不止,但每一次呼喊“外孙,你在哪”,都承载着活下去的执念。

往后的岁月,曾志时常提起那名无名战士。她说,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新中国最可依靠的力量,那就是——解放军,永远值得托付。对她而言,这不仅是对军人本色的褒奖,更是一位老一辈革命者对后来者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