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英国的那位特使马嘎尔尼，满怀期待地叩开了东方的大门。
在他出发的时候，脑海里翻腾的全是马可·波罗描述的画面：黄金铺地，绸缎如云，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可真等双脚踩在乾隆时代的地面上，眼前的一切直接给了他一记闷棍：
除了极个别穿着光鲜亮丽的高官，放眼望去，满街晃荡的都是衣衫褴褛、瘦得皮包骨头的穷苦人。
看着这些人为了争夺船队扔下的剩菜馊饭大打出手，眼神里哪有什么大国自信？
全是活不下去的惊恐。
说白了，马嘎尔尼瞧见的，压根不是某个朝代的片段，而是一个运转了两千年的巨型机器卡出的致命BUG。
可要是换个思路，把这两千年当成一个超级公司的经营史，你会发现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真相：
对于绝大部分底层“打工人”来说，这个系统的版本号压根就没变过。
咱们先算算生产力这笔账。
从秦朝熬到清朝，技术手段确实在更新。
宋朝那会儿，一亩地能打165斤粮，到了明朝涨到了245斤，等清朝引进了红薯土豆这些“神器”，亩产更是飙到了310斤。
按常理，产出翻番了，大伙的日子怎么也得宽裕一倍吧？
想得美。
哪怕是在被吹上天的“康乾盛世”晚期，只要老天爷稍微不给面子，都不用兵荒马乱，这套系统立马死机。
晚清那场著名的“丁戊奇荒”，没几年功夫，陕西、山西、河南、直隶、山东这一片，饿死的人数冲破了一千万大关，流离失所的灾民更是超过两千万。
咋回事？
因为这套系统的底层代码，压根就不是为了让老百姓填饱肚子，唯一的目的就是保住庞大官僚机器的转动。
这就得聊聊第二笔账：分钱的规矩。
俗话讲“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这话听多了都麻木了，可仔细琢磨，细思极恐。
重点在那个“清”字。
在这套评价体系里，一个当官的三年只捞十万两，居然能被贴上“廉洁”的标签。
那要是贪官呢？
简直就是个填不满的黑洞。
这也就难怪杜甫能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狠话。
这哪是贫富差距，这分明是结构性的抢劫。
在这个权力高度集中的金字塔里，财富的流向永远是单行道——死命地从底下往塔尖上抽。
等这种抽血抽到了极限，老百姓连活命的钱都掏不出来时，做决定的逻辑就变了。
既然坐着也是饿死，倒不如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赌一把。
于是，白莲教闹事、天地会造反、苗民起义、捻军折腾…
一直到太平天国那个惊天大雷炸响。
这真不是老百姓爱打仗，这是被逼成了“负资产”之后，剩下的唯一那条路。
话说回来，凭什么这个破系统能硬挺两千年不倒？
这就得去翻翻它的“软件”升级日志了。
其实，早在秦朝商鞅变法那阵子，甚至战国那个乱世，社会好歹还留着个口子让人往上爬。
那时候，起码还讲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平民靠着军功也能混个爵位。
可惜，这个口子没多久就被堵得死死的。
那个关键的转弯，就是汉武帝拍板的一项战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可不是挑哪本书读那么简单，这是把顶层的管理系统彻底重装了。
以前“百家争鸣”，还能容许大家讨论一下上头和底下的平衡。
可“独尊儒术”之后，这套理论就被改装成了统治阶级的独家操作指南。
面子上，孟子喊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李世民也拿这当镜子，说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但在实际操作环节，这套系统的逻辑全是反着来的：
君才是最贵的，民比草都轻。
只要那艘船不翻，坐船的人不但不心疼水，甚至还以“堵水”为乐。
到了魏晋那时候，这种特权阶级的傲慢简直冲上了天。
西晋的首富石崇请客吃饭，要是侍女伺候得客人不满意，他二话不说当场就拉出去宰了。
在他眼里，那个大活人，连桌上的一盘菜都不如。
这分明是管理手段在内卷。
所以，再回头看马嘎尔尼那个疑问。
他看到的“破衣烂衫、食不果腹”，绝不是什么意外，而是这个系统转了两千年之后必然蹦出来的结果。
而对于绝大多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百姓来说，这两千年，就是一部漫长的、被锁死的求生挣扎史。
除了唐诗宋词这些纯精神上的慰藉，从社会架构到生活质量，两千年来，几乎就是在原地打转，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在开倒车。
历史一直是个圈，压根就没真正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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