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正月初四,汴梁城的百姓像往常一样打开家门,却发现街上的士兵换了旗号——“周”字旗变成了“宋”字旗,皇宫里的七岁幼主柴宗训,一夜之间成了“逊帝”,而昨天还率军北上御敌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摇身一变成了大宋开国皇帝。

史书说这场兵变“兵不血刃”,可谁知道,这平静背后藏着15个男人的命运博弈?他们中有赵匡胤的亲弟弟、出谋划策的谋士、手握兵权的猛将,有人为富贵铤而走险,有人为权力步步为营,有人只是顺势而为,却共同推着历史车轮转向。更让人意外的是,这场兵变的核心力量,不是按功劳大小排序,而是从第15位到第1位,一个个看似不起眼却缺一不可的角色,正是他们的各司其职,才让这场“篡位”变成了教科书级别的政权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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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位、张永德:沉默的成全者,后周名将的识时务之举

说起张永德,可能很多人对他不太熟悉,但在陈桥兵变时,他可是后周响当当的人物——郭威的女婿,柴荣麾下的名将,还曾和赵匡胤共事过,手握不小的兵权。按说,后周是郭威一手建立的,张永德作为皇亲国戚,本该是最坚定的守护者,可他在兵变中却选择了沉默,既不反抗,也不表态,这份“不作为”,反而成了赵匡胤成功的关键助力。

张永德和赵匡胤的渊源不浅,两人都曾是柴荣信任的将领,一起打过仗、守过边疆,私交不算差。柴荣病逝前,张永德其实也面临着“主少国疑”的困境,他深知五代十国的规矩——谁手里有兵,谁就能说了算,七岁的柴宗训根本撑不起江山。更重要的是,张永德虽然是皇亲,但在后周的权力格局里,他一直受到猜忌,柴荣晚年就曾因为一些流言,削过他的部分兵权,让他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

陈桥兵变的消息传到张永德耳中时,他其实有两个选择:要么起兵反抗,凭借自己的威望召集旧部,和赵匡胤拼个你死我活;要么顺应局势,接受新政权。可他心里清楚,赵匡胤已经控制了禁军主力,京城的守将都是他的亲信,反抗就是以卵击石,不仅保不住后周,还会连累自己的家人。而且,赵匡胤登基后,肯定会优待后周的旧臣,自己只要不反抗,荣华富贵少不了。

就这么着,张永德选择了沉默。他没有发一兵一卒,没有说一句反对的话,就这么看着赵匡胤率军入城,看着柴宗训禅位。这份沉默,看似消极,实则是最明智的选择——它让后周的其他将领看到,连皇亲国戚都不反抗了,自己再反抗也没用,从而减少了兵变的阻力。

赵匡胤也没亏待张永德,宋朝建立后,直接封他为节度使,让他继续享受高官厚禄,善终一生。有人说张永德是“卖国求荣”,可在那个战乱频繁、政权更迭比翻书还快的年代,他的选择更多是为了自保。而他的沉默,恰恰给陈桥兵变增添了一份“合法性”,让这场兵变从“篡位”变成了“顺天应人”,这大概就是他作为第15位将领,最独特的贡献吧。

第14位、李处耘:穿针引线的联络者,黄袍加身的幕后纽带

如果说陈桥兵变是一场大戏,那李处耘就是负责搭线的“经纪人”——他没有手握重兵,也没有在前台冲锋陷阵,却凭着一张嘴、一双腿,串联起了军中的大小将领,让“黄袍加身”从一个想法,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

李处耘早年就跟着赵匡胤,为人聪明、办事牢靠,深得赵匡胤信任。柴荣病逝后,赵匡胤心里其实已经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但他需要摸清军中将领的态度——哪些人忠于后周,哪些人可以拉拢,哪些人是自己的死忠粉。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了李处耘。

那段时间,李处耘可忙坏了,白天跟着军队操练,晚上就偷偷摸摸地找将领们谈心。他不像赵普那样出谋划策,也不像赵光义那样身份特殊,他更像是一个“倾听者”和“传递者”。遇到犹豫不决的将领,他就说“主少国疑,契丹南下,咱们跟着幼主,迟早得战死沙场,不如拥立赵点检,他治军严明,待咱们不薄,以后荣华富贵少不了”;遇到忠于赵匡胤的将领,他就传递赵匡胤的意思,约定好兵变的时间和信号。

可以说,正是李处耘的联络,才让军中将领形成了统一战线,没有出现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兵变当天,也是李处耘提前通知石守信、王审琦等人,让他们做好打开城门的准备,确保赵匡胤率军回京时一路畅通。

可谁能想到,这么大的功臣,后来的结局却不太好。宋朝建立后,李处耘因为功劳被提拔,但他性格刚直,和大将军慕容延钊闹起了矛盾。慕容延钊是赵匡胤的老部下,威望很高,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最后闹到了赵匡胤面前。赵匡胤为了平衡局势,只好把李处耘贬到了地方,虽然还是高官,但远离了中央权力核心。

有人说,李处耘是“鸟尽弓藏”,可仔细想想,他的被贬其实和他的性格有关。在兵变中,他是联络者,需要八面玲珑,可到了和平年代,他的刚直就成了官场的“绊脚石”。不过好在,赵匡胤没有忘记他的功劳,即使被贬,也给了他优厚的待遇,让他得以善终。而李处耘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他搭建的联络网络,正是这个网络,让陈桥兵变得以顺利进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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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位、王溥:识时务的宰相,后周旧臣的带头臣服者

王溥是后周的宰相,位高权重,按理说,他应该是后周最坚定的守护者,可在陈桥兵变中,他却成了第一个带头臣服赵匡胤的大臣,这份“识时务”,让他在宋朝依然稳居相位,也让兵变的“合法性”更上一层楼。

王溥可不是一般人,他在后周历经郭威、柴荣、柴宗训三朝,是朝廷的元老级人物,不仅学问高,而且深谙官场之道。柴荣病逝后,王溥看着七岁的柴宗训,心里就知道后周的日子长不了——五代十国以来,还没有哪个幼主能坐稳江山,要么被权臣篡位,要么被外敌消灭。而赵匡胤手握禁军大权,为人雄才大略,显然是最有可能取而代之的人。

所以,在兵变之前,王溥就已经暗中向赵匡胤示好了。他没有明着支持,却在暗中提供方便——比如赵匡胤率军北上时,王溥在朝堂上帮他说话,让宰相范质等人尽快同意出兵;比如他私下里告诉赵匡胤,后周的大臣们大多对幼主没信心,只要赵匡胤行动果断,很少有人会反抗。

当赵匡胤率军回京,冲进皇宫时,王溥的表现更是“教科书级别的臣服”。其他大臣要么惊慌失措,要么闭口不言,只有王溥第一个站出来,对着赵匡胤行跪拜之礼,高呼“万岁”。他这一跪,就像一个信号,其他大臣见状,也纷纷跟着跪拜,原本紧张的气氛瞬间缓和下来。

更重要的是,王溥作为宰相,他的臣服让赵匡胤的登基变得名正言顺。在古代,改朝换代需要“天命所归”,更需要大臣的支持,王溥作为后周的宰相,带头臣服,就意味着后周的官僚体系已经接受了新政权,赵匡胤不再是“篡位者”,而是“顺天应人”的新君主。

赵匡胤自然也感激王溥的支持,宋朝建立后,依然让他担任宰相,直到后来王溥主动请辞,才改任其他官职,善终一生。有人骂王溥“不忠不义”,可在那个乱世,忠诚往往抵不过现实——如果他反抗,不仅自己会被杀,还会连累满门抄斩,而他的臣服,不仅保全了自己和家人,还稳定了朝堂局势,让百姓免受战火之苦。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溥的选择,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智慧,也是他作为大臣,对天下百姓的一种责任。

第12位、郭延赟:隐形的交通员,前线与后方的关键桥梁

在陈桥兵变的15位将领中,郭延赟是最“隐形”的一个——史书上对他的记载不多,可他的作用却至关重要,因为他负责的是前线与后方的联络,正是他的畅通联络,才让赵匡胤在陈桥驿的兵变,和开封城的内应完美配合,没有出现任何纰漏。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契丹与北汉联合南下的军报传到汴梁,宰相范质等人仓促命赵匡胤率军北上御敌。赵匡胤率军出汴梁后,行至陈桥驿宿营,这里距离开封只有20公里,进退便利,但也意味着一旦消息走漏,后周朝廷就会提前防备,兵变就可能失败。所以,前线的赵匡胤和后方的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必须保持密切联络,确保行动一致。

这个联络的重任,就落到了郭延赟身上。他既不是禁军的高级将领,也不是赵匡胤的亲信谋士,身份相对隐蔽,不容易引起后周朝廷的怀疑。郭延赟骑着快马,在陈桥驿和开封城之间来回奔波,传递着关键信息:赵匡胤这边,何时发动兵变、何时率军回京;石守信那边,何时打开城门、何时控制皇宫、何时镇压反抗势力。

有一次,郭延赟在传递消息时,差点被后周的巡逻士兵发现。当时他正骑着马往开封赶,身上藏着赵匡胤写给石守信的密信,巡逻士兵觉得他形迹可疑,拦住他盘问。郭延赟急中生智,谎称自己是赵匡胤派回京城催要粮草的军官,还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文书,才蒙混过关。如果那次他被抓住,密信泄露,后周朝廷就会立刻关闭城门,调兵遣将防备赵匡胤,兵变很可能就会胎死腹中。

除了传递消息,郭延赟还负责协调各方——比如他告诉石守信,赵匡胤率军回京时,要让士兵们保持纪律,不要劫掠百姓,这样才能赢得民心;他告诉赵匡胤,开封城里的后周残余势力已经被控制,回京后可以直接入宫,无需担心埋伏。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联络和协调,才让陈桥兵变的每一个环节都衔接得严丝合缝,没有出现任何意外。

宋朝建立后,郭延赟虽然没有被封为“翊戴功臣”,但也得到了丰厚的赏赐,被任命为地方军官,善终一生。他就像一个隐形的英雄,没有站在聚光灯下,却用自己的奔波和智慧,为赵匡胤的登基之路铺就了关键的一步。如果说陈桥兵变是一场精密的手术,那郭延赟就是手术中传递器械的护士,看似不起眼,却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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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位、王彦升:嗜血的先锋,兵变中唯一的流血者

在陈桥兵变“兵不血刃”的光环下,王彦升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是这场兵变中唯一主动杀人的将领,正是他的一刀,铲除了后周最后的反抗力量,却也让他自己背上了“擅杀”的罪名,成了赵匡胤心中一根拔不掉的刺。

王彦升是赵匡胤麾下的猛将,担任散员都指挥使,为人勇猛善战,但也性格暴躁、贪财好利。兵变当天,赵匡胤率军回京,一路畅通无阻,可就在进城后,遇到了后周侍卫副都指挥使韩通。韩通是后周的忠臣,得知赵匡胤兵变后,立刻骑马赶往皇宫,想要组织军队反抗。

王彦升看到韩通后,二话不说,拍马追赶。韩通一路狂奔,想要冲进皇宫,可王彦升的马更快,眼看就要追上。韩通回头大喊:“赵匡胤逆贼,我定要诛你九族!”王彦升闻言大怒,一刀砍下去,韩通当场毙命。不仅如此,王彦升还追到韩通家里,杀了他的家人,才扬长而去。

王彦升的行为,虽然铲除了后周最有可能组织反抗的将领,让赵匡胤的登基之路更加顺畅,但也违反了赵匡胤的命令。兵变前,赵匡胤特意交代将士们:“回京后不得惊扰后周皇室、公卿,不得劫掠府库,违者严惩。”王彦升擅杀韩通及其家人,显然是违抗了军令。

赵匡胤得知后,心里很矛盾:一方面,他感激王彦升除掉了韩通,避免了一场可能的战乱;另一方面,他又觉得王彦升太过残暴,擅杀大臣会让后周的旧臣人心惶惶,不利于政权稳定。所以,赵匡胤没有惩罚王彦升,反而封他为节度使,但心里已经对他有了戒心。

后来,王彦升又犯了一个错误——他到地方任职后,竟然向当地的官员索贿。这件事被赵匡胤知道后,彻底激怒了他。赵匡胤觉得王彦升不仅残暴,还贪得无厌,留着他迟早是个祸患,于是下令把他贬到了偏远地区。不过,赵匡胤念在他兵变时的功劳,没有杀他,让他在偏远地区终老。

王彦升的故事,充满了矛盾和无奈。他是兵变的功臣,用自己的勇猛铲除了反抗势力;可他也是军纪的破坏者,用自己的残暴留下了骂名。他的结局,也反映了赵匡胤的治国理念——既要用猛将打天下,也要用规矩治天下,任何违反规矩的人,哪怕功劳再大,也逃不过惩罚。

第10位、罗彦瓌:持剑逼宫的硬汉,禅位诏书的“催生者”

如果说王彦升的贡献是用刀铲除了军事上的反抗,那罗彦瓌的贡献就是用剑搞定了政治上的障碍——他手持利剑,逼着后周宰相范质签署拥立诏书,让赵匡胤的登基从“兵变夺权”变成了“合法禅位”,这一步,直接奠定了宋朝的合法性基础。

罗彦瓌是赵匡胤麾下的散指挥都虞候,为人刚正不阿,作战勇猛,深得赵匡胤信任。兵变当天,赵匡胤率军冲进皇宫,后周的大臣们都吓得魂飞魄散,宰相范质更是瘫坐在地上,嘴里不停念叨:“先帝待你不薄,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赵匡胤见状,假装哭泣,说:“我也是被将士们逼迫,身不由己啊!”范质还想争辩,罗彦瓌突然上前一步,拔出宝剑,架在范质的脖子上,厉声说道:“将士们已经拥立赵点检为帝,天下已定,你要么签署拥立诏书,要么今日就死在这里!”

范质是个文臣,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吓得浑身发抖。他心里清楚,后周的军队已经被赵匡胤控制,反抗就是死路一条,可他作为宰相,又不想背负“卖国求荣”的骂名。罗彦瓌见他犹豫不决,又大喝一声:“时间紧迫,再犹豫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没办法,范质只好拿起笔,签署了拥立诏书。这份诏书,虽然是在刀剑逼迫下写的,可它的意义却非同小可——它意味着后周朝廷正式承认了赵匡胤的帝位,赵匡胤的登基不再是“篡位”,而是“禅位”,是符合天命和礼法的。

罗彦瓌的这一剑,看似粗暴,实则是最有效的手段。在那个乱世,光靠嘴说是没用的,只有拿出武力,才能让那些顽固的大臣屈服。而且,罗彦瓌并没有真的杀范质,只是用武力逼迫他就范,既达到了目的,又没有过多杀戮,符合赵匡胤“兵不血刃”的初衷。

宋朝建立后,罗彦瓌因为功劳被封为安国军节度使,深受赵匡胤重用。他在地方任职期间,勤政爱民,口碑很好,最后善终一生。有人说罗彦瓌“以下犯上”,可在改朝换代的关键时刻,正是这种“硬汉”作风,才让事情得以顺利推进。如果罗彦瓌当时心慈手软,范质坚决不签署诏书,赵匡胤的登基就会名不正言不顺,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混乱。所以,罗彦瓌的这一剑,不仅是为赵匡胤催来了禅位诏书,更是为宋朝催来了三百年的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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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位、韩重赟:临危受命的接棒者,兵权交替的稳定器

韩重赟在陈桥兵变中的角色,有点像“救火队员”——他没有参与兵变的策划,也没有在兵变当天立下惊天动地的功劳,可他在兵变后,接替了张光翰的兵权,稳定了禁军的局势,成了赵匡胤巩固政权的关键人物。

韩重赟是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隶属于禁军系统,和赵匡胤的关系一直不错。兵变当天,他率军跟随赵匡胤回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黄袍加身”,但也算是默认了兵变的事实。宋朝建立后,赵匡胤对禁军进行了调整,张光翰因为是侍卫司的旧部,赵匡胤对他不太放心,于是把他调离中央,让韩重赟接替了他的兵权,担任虎捷右厢都虞候,负责掌控禁军的一部分精锐。

这个任命,对韩重赟来说,既是信任,也是考验。当时,禁军内部还有不少后周的旧部,人心浮动,有人对赵匡胤的登基不满,有人担心自己的前途。韩重赟上任后,一方面严格执行赵匡胤的命令,加强军纪,防止士兵哗变;另一方面,他又善待士兵,关心他们的生活,让他们感受到新政权的优待。在他的努力下,禁军的局势很快稳定下来,没有出现任何叛乱。

可就在韩重赟的地位越来越稳固时,却出了一件事——有人告发他“私取亲兵”,意思是他私下里挑选禁军士兵,组建自己的亲信部队。这个罪名在当时可是不小,赵匡胤刚刚通过兵变夺取政权,最担心的就是其他将领效仿,所以对将领“私养亲兵”非常敏感。

赵匡胤立刻召见韩重赟,想要治他的罪。韩重赟心里清楚,自己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平时比较爱护士兵,和士兵们关系好,才被人诬告。他沉着冷静地向赵匡胤解释,说自己只是想挑选一些精锐士兵,加强训练,更好地保卫京城,绝对没有私养亲兵的想法。

赵匡胤半信半疑,但他也知道韩重赟是个猛将,而且在稳定禁军局势上立了大功,杀了他会让其他将领心寒。于是,赵匡胤没有治他的罪,只是敲打了他一番,让他以后注意分寸。这件事之后,韩重赟变得更加谨慎,不再轻易和士兵们走得太近,一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最后,韩重赟得以善终,在地方节度使的任上病逝。他的故事,反映了宋朝初期将领的处境——赵匡胤既需要他们来稳定局势,又对他们充满猜忌。而韩重赟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懂得收敛锋芒,在被诬告后没有反抗,而是选择解释和顺从,最终保全了自己。而他在兵权交替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也让他成为陈桥兵变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第8位、赵普:运筹帷幄的谋士,兵变背后的总设计师

如果说赵匡胤是陈桥兵变的台前主角,那赵普就是幕后的总设计师——整个兵变的策划、组织、纪律约束,几乎都出自他的手笔,没有他,陈桥兵变可能就是一场混乱的劫掠,而不是一场平稳的政权更迭。

赵普是赵匡胤的首席谋士,为人沉稳、足智多谋,深得赵匡胤信任。柴荣病逝后,赵普就看出了“主少国疑”的局势,私下里对赵匡胤说:“现在天下大乱,幼主根本撑不起江山,您手握禁军大权,正是夺取天下的好时机。”赵匡胤当时还有些犹豫,担心背负“篡位”的骂名,赵普又说:“天命所归,民心所向,只要您能善待后周皇室和大臣,不劫掠百姓,就不会有人说您的坏话。”

在赵普的劝说下,赵匡胤终于下定决心发动兵变。接下来,赵普开始有条不紊地策划:第一步,散布谣言,让军中将士相信“主少国疑,不如拥立赵匡胤为帝”;第二步,准备黄袍,确保兵变时能及时“黄袍加身”;第三步,制定纪律,明确规定回京后不得惊扰皇室、不得劫掠府库、不得杀害大臣,违者严惩;第四步,联络将领,确保禁军的主要将领都支持赵匡胤。

兵变当天,赵普的作用更是关键。当将士们情绪激动,想要拥立赵匡胤时,赵普站出来,先稳定大家的情绪,说:“赵点检是天命所归的君主,但我们不能鲁莽行事,必须遵守纪律,这样才能得到天下人的支持。”然后,他又亲自检查黄袍,确保一切准备就绪。当赵匡胤佯装推辞时,又是赵普暗示将士们再次请求,让“黄袍加身”的戏码演得更加逼真。

赵匡胤率军回京后,赵普又忙着处理后续事宜:安抚后周的旧臣,让他们安心任职;统计府库的财物,确保国家财政稳定;制定新的规章制度,为宋朝的建立打下基础。可以说,赵匡胤在前面冲锋陷阵,赵普就在后面运筹帷幄,两人一唱一和,完美配合。

宋朝建立后,赵普被任命为宰相,辅佐赵匡胤治理天下。他提出了“杯酒释兵权”的计策,帮助赵匡胤解除了将领们的兵权,加强了中央集权;他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比如重文轻武、科举取士等,奠定了宋朝三百年的政治格局。

赵普的一生,都在为赵匡胤和宋朝鞠躬尽瘁。他虽然读书不多,被人称为“半部论语治天下”,但他的智慧和谋略,却让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谋士之一。而陈桥兵变,正是他谋略的集中体现——一场没有流血的政变,一场看似偶然的禅位,背后都是赵普精心策划的结果。如果没有赵普,赵匡胤可能永远只是一个手握兵权的将领,而不会成为大宋的开国皇帝。

第7位、赵光义:血脉相连的助推者,黄袍加身的关键联络人

作为赵匡胤的亲弟弟,赵光义在陈桥兵变中的角色,既是参与者,也是推动者——他不仅是赵匡胤和将领们之间的联络人,更是“黄袍加身”戏码的直接策划者之一,他的存在,让这场兵变多了一层家族传承的意味。

赵光义和赵匡胤的关系非常好,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一起参军,一起南征北战。柴荣病逝后,赵光义比任何人都清楚赵匡胤的野心,他也知道,只要赵匡胤成功登基,自己就能成为皇亲国戚,掌握巨大的权力。所以,他比赵匡胤更积极地推动兵变。

兵变前,赵光义主要负责联络军中的亲信将领,比如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他利用自己和这些将领的私交,反复劝说他们支持赵匡胤,还承诺一旦兵变成功,就会给予他们高官厚禄。同时,他还和赵普一起,在军中散布谣言,煽动将士们的情绪,让大家相信拥立赵匡胤是唯一的出路。

兵变当天晚上,赵光义更是忙前忙后。他先和赵普一起召集将领们开会,确定兵变的时间和步骤;然后,他又亲自去见赵匡胤,劝说他接受将士们的拥立。当赵匡胤佯装推辞时,赵光义说:“哥哥,现在将士们都已经下定决心,您如果不接受,不仅会辜负将士们的期望,还可能引发兵变,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

更重要的是,赵光义在兵变中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因为他是赵匡胤的亲弟弟,将士们觉得拥立赵匡胤,就等于拥立了整个赵氏家族,以后的荣华富贵更有保障。而且,赵光义为人豪爽,和将士们的关系很好,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话。在他的协调下,将士们没有出现任何混乱,严格遵守了赵匡胤的纪律,确保了兵变的顺利进行。

赵匡胤登基后,赵光义被封为晋王,担任开封府尹,成为宋朝的二号人物。他在任职期间,积极培养自己的势力,为后来的继位打下了基础。果然,赵匡胤去世后,赵光义继位,成为宋太宗,继续推进宋朝的统一大业。

有人说,赵光义在陈桥兵变中的动机不纯,他推动赵匡胤登基,更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不管怎么说,他在兵变中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他的联络、劝说、稳定军心,都为兵变的成功提供了关键支持。而且,作为赵匡胤最亲近的人,他的存在,也让赵匡胤在兵变过程中更加有底气。可以说,没有赵光义,陈桥兵变可能也会成功,但绝不会这么顺利、这么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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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位、赵彦徽:临阵倒戈的猛将,龙捷军的掌舵人

赵彦徽是龙捷右厢都指挥使,手握龙捷军的兵权,而龙捷军是后周禁军的精锐部队之一,战斗力极强。在陈桥兵变中,赵彦徽的临阵倒戈,不仅让赵匡胤的兵力大增,更震慑了那些忠于后周的将领,让兵变的胜利变得毫无悬念。

赵彦徽原本是后周的将领,深受柴荣信任,可柴荣病逝后,他也面临着和其他将领一样的困境——跟着七岁的幼主,前途未卜。而赵匡胤平时待他不薄,两人在军中也算是好友,所以当赵光义和赵普来劝说他支持兵变时,他没有过多犹豫,就答应了。

兵变当天,赵彦徽的表现非常关键。当将士们拥立赵匡胤为帝,举起黄袍时,有些忠于后周的将领还想反抗,可当他们看到赵彦徽率领龙捷军站到了赵匡胤一边,都吓得不敢说话了。龙捷军是禁军的精锐,连它的将领都倒戈了,其他将领再反抗也没用,只能选择臣服。

不仅如此,赵彦徽还率军护送赵匡胤回京,一路上,他严格约束士兵,没有出现任何劫掠百姓的行为,赢得了沿途百姓的支持。回京后,他又和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一起,镇压了少数试图反抗的后周残余势力,稳定了京城的局势。

宋朝建立后,赵彦徽被封为建雄节度使,手握地方兵权。可赵匡胤对他并不完全放心,因为他是龙捷军的旧部,龙捷军的战斗力太强,赵匡胤担心他以后会效仿自己发动兵变。所以,没过多久,赵匡胤就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让赵彦徽主动交出了兵权。

赵彦徽也很识时务,他知道赵匡胤的心思,没有任何反抗,就交出了兵权,回到地方养老。虽然兵权没了,但他的荣华富贵还在,最后善终一生。有人说赵彦徽“见风使舵”,可在那个乱世,这是最明智的选择。他的倒戈,不仅让自己保住了性命和富贵,也让龙捷军避免了一场自相残杀,更让陈桥兵变得以顺利进行。

赵彦徽的故事,也反映了五代十国时期将领的生存之道——没有永远的忠诚,只有永远的利益。在那个政权更迭频繁的年代,将领们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审时度势,选择最有前途的君主。而赵彦徽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他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善终,也成为了宋朝建立的功臣之一。

第5位、张光翰:切断指挥的利刃,侍卫司精锐的掌控者

张光翰是虎捷右厢都虞候,隶属于侍卫司,手握侍卫司的精锐部队。在陈桥兵变中,他的核心贡献是切断了后周禁军的指挥系统,让后周朝廷无法调动军队反抗,为赵匡胤的顺利登基扫清了军事障碍。

后周的禁军分为殿前司和侍卫司两大系统,殿前司由赵匡胤直接掌控,而侍卫司则由后周的旧臣掌控。所以,兵变能否成功,关键之一就是能否控制侍卫司的军队。张光翰作为侍卫司的高级将领,自然成了赵匡胤拉拢的重点对象。

赵匡胤通过赵普和赵光义,多次劝说张光翰支持兵变,承诺事成之后让他担任更高的官职。张光翰心里清楚,殿前司的军队已经被赵匡胤完全控制,侍卫司的其他将领要么已经被拉拢,要么犹豫不决,自己如果反抗,就是以卵击石。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支持赵匡胤。

兵变当天,张光翰的行动非常果断。他率领侍卫司的精锐部队,突然控制了侍卫司的指挥中枢,扣押了忠于后周的将领,切断了后周朝廷和侍卫司军队的联系。这样一来,后周朝廷就算想调动侍卫司的军队反抗,也无法传达命令,只能眼睁睁看着赵匡胤率军回京。

不仅如此,张光翰还率领侍卫司的精锐部队,加入了赵匡胤的阵营,让赵匡胤的兵力更加强大。回京后,他又和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一起,控制了开封城的各个要害部门,确保没有任何反抗势力能够兴风作浪。

宋朝建立后,张光翰被封为宁江节度使,这是一个很高的官职。可赵匡胤对他并不完全信任,因为他是侍卫司的旧部,赵匡胤担心他以后会利用侍卫司的关系发动叛乱。所以,没过多久,赵匡胤就以“调任地方”为由,把张光翰调离了中央,让他去地方任职。

张光翰也明白赵匡胤的心思,没有任何抱怨,乖乖地去了地方。虽然远离了中央权力核心,但他依然享受着高官厚禄,最后善终一生。张光翰的贡献,在于他精准地切断了后周禁军的指挥系统,让后周朝廷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如果没有他的配合,侍卫司的军队很可能会发动反抗,到时候陈桥兵变就会变成一场血腥的战争,赵匡胤能不能成功登基,就很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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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位、王审琦:禁军双璧的守护者,赵匡胤的铁哥们

王审琦是殿前都虞候,和石守信一起,被称为赵匡胤麾下的“禁军双璧”——两人都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一起掌控着殿前司的禁军,是赵匡胤最信任的将领之一。在陈桥兵变中,王审琦和石守信默契配合,控制了禁军,镇压了潜在的反抗势力,为赵匡胤的顺利登基提供了最坚实的军事保障。

王审琦和赵匡胤的关系,可以用“过命的兄弟”来形容。两人从小一起参军,一起南征北战,在战场上多次互相救过对方的性命。柴荣病逝后,王审琦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赵匡胤一边,因为他相信赵匡胤的能力,也知道跟着赵匡胤,自己的前途会更好。

兵变前,王审琦和石守信一起,负责控制殿前司的禁军。他们利用自己的威望,在军中散布支持赵匡胤的言论,拉拢了一大批禁军士兵。同时,他们还加强了对禁军的控制,把那些忠于后周的士兵调离了关键岗位,换上了自己的亲信。

兵变当天,王审琦的任务是镇守开封城的北门,确保赵匡胤率军回京时能够顺利入城。当赵匡胤的军队到达北门时,王审琦亲自打开城门,迎接赵匡胤入城。同时,他还派遣士兵,在城内巡逻,镇压了少数试图反抗的后周残余势力,稳定了城内的局势。

赵匡胤登基后,王审琦被任命为殿前都指挥使,继续掌控禁军。可他深知赵匡胤的心思,知道赵匡胤担心将领们手握兵权会发动叛乱。所以,在“杯酒释兵权”的宴会上,王审琦主动站出来,请求赵匡胤解除自己的兵权,回家养老。

赵匡胤非常高兴,答应了他的请求,不仅赏赐了他大量的财物和土地,还和他结为儿女亲家,让他的儿子娶了自己的女儿。王审琦回家后,安心养老,不再过问政事,最后善终一生。

王审琦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在那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年代,很多功臣因为手握兵权而被皇帝杀害,可王审琦主动交出兵权,不仅保全了自己,还保全了家人。而他在陈桥兵变中所做的贡献,也让他成为宋朝的开国功臣之一,名留青史。

第3位、张令铎:京城秩序的守护神,后周残余的震慑者

张令铎是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手握侍卫步军的兵权,负责京城的治安。在陈桥兵变中,他的核心贡献是稳定了京城的秩序,阻止了后周残余势力的反扑,让赵匡胤在回京后能够顺利地接管政权,没有出现任何混乱。

张令铎是后周的老将,为人沉稳、治军严明,深受士兵们的爱戴。柴荣病逝后,张令铎对后周的前途感到担忧,他知道幼主根本无法掌控局势,而赵匡胤是唯一能够稳定天下的人。所以,当赵普来劝说他支持兵变时,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兵变当天,赵匡胤率军北上,张令铎则留在京城,负责镇守。他一方面加强了京城的巡逻,严厉打击盗窃、抢劫等犯罪行为,确保百姓的正常生活;另一方面,他又密切关注后周残余势力的动向,派人监视那些忠于后周的大臣和将领,防止他们发动叛乱。

果然,当陈桥兵变的消息传到京城后,一些后周的残余势力想要趁机发动叛乱,抢夺府库,煽动百姓。可他们刚一行动,就被张令铎的军队发现了。张令铎果断下令,镇压了这些叛乱分子,斩杀了带头闹事的人,震慑了其他想要反抗的势力。

赵匡胤率军回京后,张令铎又率领侍卫步军,护送赵匡胤入宫,确保赵匡胤的安全。同时,他还继续维持京城的秩序,让百姓们能够正常生活,没有因为政权更迭而受到影响。

宋朝建立后,张令铎被任命为马步军都虞候,继续负责京城的治安。他在任期间,勤政爱民,严格执法,京城的治安状况非常好,百姓们都很爱戴他。后来,赵匡胤推行“杯酒释兵权”,张令铎也主动交出了兵权,被封为节度使,到地方任职。

张令铎在地方任职期间,依然保持着清廉的作风,关心百姓的疾苦,为地方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最后,他在任上病逝,善终一生。张令铎的贡献,在于他稳定了京城的秩序,让陈桥兵变的过渡过程非常平稳,没有出现任何混乱和动荡。如果没有他,京城很可能会陷入混乱,赵匡胤就算成功登基,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稳定局势,这对刚刚建立的宋朝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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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位、高怀德:拥立护驾的猛将,皇亲国戚的开国功臣

高怀德是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手握侍卫马军的兵权,不仅作战勇猛,而且身份特殊——他后来娶了赵匡胤的妹妹为妻,成为了皇亲国戚。在陈桥兵变中,高怀德的贡献是率军拥立赵匡胤,并且在兵变后护送新帝入宫,确保了赵匡胤的安全,也为赵匡胤的登基增添了一层“亲上加亲”的意味。

高怀德出身将门,父亲是后周的名将高行周,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兵法,作战勇猛,深得柴荣的信任。柴荣病逝后,高怀德对后周的前途感到担忧,他知道幼主根本无法掌控局势,而赵匡胤是唯一能够稳定天下的人。所以,当赵光义来劝说他支持兵变时,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兵变当天,高怀德的表现非常积极。当将士们想要拥立赵匡胤为帝时,高怀德第一个站出来,大声喊道:“赵点检英明神武,是天命所归的君主,我们愿意拥立他为帝!”在他的带动下,其他将领也纷纷响应,一起举起黄袍,披在了赵匡胤身上。

赵匡胤率军回京后,高怀德又主动请缨,率领侍卫马军护送赵匡胤入宫。当时,皇宫里还有一些忠于后周的侍卫,虽然人数不多,但也可能对赵匡胤的安全造成威胁。高怀德率军一路护送,清除了皇宫里的潜在威胁,确保赵匡胤顺利入宫,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宋朝建立后,赵匡胤为了表彰高怀德的功劳,不仅封他为殿前副都点检,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让他成为了皇亲国戚。高怀德也没有辜负赵匡胤的信任,他在任期间,严格治军,为宋朝的国防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后来,赵匡胤推行“杯酒释兵权”,高怀德也主动交出了兵权,被封为节度使,到地方任职。他在地方任职期间,依然保持着将门的风范,关心士兵的生活,为地方的稳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最后,高怀德善终一生,被追封为渤海郡王。

高怀德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率军拥立赵匡胤,护送他入宫,更在于他的身份——他是将门之后,娶了赵匡胤的妹妹,成为皇亲国戚,这让宋朝的建立多了一层“合法性”和“权威性”。同时,他的忠诚和勇猛,也让其他将领看到了跟着赵匡胤的好处,从而更加支持新政权。可以说,高怀德是陈桥兵变中最风光的功臣之一,他的故事,也成为了一段佳话。

第1位、石守信:开门迎主的关键人,禁军掌控的核心者

终于说到了第1位将领——石守信,他是陈桥兵变中最关键的人物,没有之一。作为殿前都指挥使,他手握殿前司的核心兵权,控制着开封城的城门,正是他的开门迎主,才让赵匡胤率军顺利入城,完成了政权的更迭。如果没有石守信,陈桥兵变很可能会功亏一篑。

石守信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两人的关系比亲兄弟还要亲。他们一起参军,一起南征北战,在战场上多次互相救过对方的性命。柴荣病逝后,石守信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赵匡胤一边,成为了赵匡胤最信任的左膀右臂。

兵变前,石守信的任务是控制开封城的城门和禁军。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把开封城的各个城门的守卫都换成了自己的亲信,并且暗中加强了对城门的控制,确保赵匡胤率军回京时能够顺利入城。同时,他还和王审琦一起,控制了殿前司的禁军,把那些忠于后周的将领调离了关键岗位,防止他们发动反抗。

兵变当天,当赵匡胤率军到达开封城下时,石守信早已在城门等候。他亲自打开城门,迎接赵匡胤入城,并且下令让自己的军队配合赵匡胤的军队,控制了开封城的各个要害部门。当时,后周的宰相范质等人还想关闭城门,调兵反抗,可他们发现,城门已经被石守信控制,禁军也已经倒戈,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

赵匡胤登基后,石守信被任命为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继续掌控禁军,成为宋朝初期最有权势的将领之一。可他深知赵匡胤的心思,知道赵匡胤担心将领们手握兵权会发动叛乱。所以,在“杯酒释兵权”的宴会上,石守信主动站出来,请求赵匡胤解除自己的兵权,回家养老。

赵匡胤非常高兴,答应了他的请求,不仅赏赐了他大量的财物和土地,还和他结为儿女亲家,让他的女儿嫁给了自己的儿子。石守信回家后,安心养老,不再过问政事,最后善终一生。

石守信的贡献,是决定性的。如果他没有控制开封城的城门,赵匡胤率军回京后很可能会被挡在城外,后周朝廷就会有时间调兵遣将,组织反抗,到时候陈桥兵变就会变成一场血腥的战争。而石守信的开门迎主,让赵匡胤不费一兵一卒就进入了开封城,顺利地接管了政权,实现了“兵不血刃”的政权更迭。可以说,石守信是陈桥兵变的第一功臣,他的名字,也永远被铭刻在了宋朝的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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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陈桥兵变15人命运与三百年大宋基业

陈桥兵变虽然只持续了短短几天,却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这场看似偶然的兵变,背后是15位将领的精心策划和命运博弈,他们的选择,不仅决定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奠定了宋朝三百年的基业。

从个人命运来看,这15位将领大多得到了善终——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等人主动交出兵权,安享荣华富贵;赵光义、赵普等人继续在朝中担任要职,权倾一时;即使是王彦升、李处耘这样被贬的将领,也没有被杀,得以善终。这在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古代,是非常罕见的,这得益于赵匡胤的治国理念——他不想杀害功臣,而是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温和地解除了将领们的兵权,既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又保全了功臣的性命。

陈桥兵变实现了政权的平稳过渡,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乱,百姓免受战火之苦,社会秩序很快恢复正常。赵匡胤登基后,善待后周皇室和大臣,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清洗,这让后周的官僚体系和军队得以完整保留,为宋朝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赵匡胤通过兵变夺取政权后,深刻认识到了兵权的重要性,于是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加强中央集权,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政权更迭频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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