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授衔，大将候选有15人，最终只评10人，落选的5人分别是谁？|上将|大将|授衔|萧克

名单并非临时拼凑。早在1954年3月，第九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就授权总参谋部着手统计将领履历，林总一句玩笑话仍在会场上回荡：“可别把老萧落下，他那支笔比机枪还硬。”会后不到半年，第一版排序已经出炉，按照战功、资历、职务、影响力四项指标打分，萧克位列前十，随后是刘亚楼、王震等人。若只看数字，这五位足以跻身大将行列，问题却远不止分数。

拿萧克来说，他1926年进黄埔，北伐时冲锋在前，长征中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硬仗无数，论年头、论战史几乎挑不出毛病。可萧克在1955年并未担任国防委员会正职以上职务，而大将基本要满足“正大军区级主官或相当领导”这条隐形标准。另外，军衔体系首创，上将序列需要一个足以服众的“头牌”。将星错排也会惹出麻烦，放萧克在上将第一，既抬举他，也给其他上将一个心理缓冲。对于这种“调剂”，萧克一句“军衔是组织给的，能打仗才算本事”回应，干脆利落。

刘亚楼的得失更复杂。他1929年入党，长征后留苏深造，1945年随苏军回国，东北战场上辅佐林总夺取山海关外辽阔天地。东北民主联军的十五万架构，是他三个月内连夜画图、拆分、重组完成。如此功绩，很多人私下直言：“空军司令刘亚楼，不封大将说不过去。”然而抗战八年，他在莫斯科、伏龙芝度过，其中两年还穿上了苏军军服。抗战贡献这一条差口气，评衔小组只能给他一个“上一档，留遗憾”的结论。刘亚楼没说话，只是笑着把那张“上将”请柬揣进兜里，转身投入空军训练场。

周纯全的履历闪耀又坎坷。沙窝会议上他升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风头一度盖过不少后来的元帅。可1936年“左倾”分裂风波中他站错了队，虽然及时回头，仍留下了“曾受张国焘影响”的疤痕。抗日阶段，他主持陕北公学、抗大分校，主要精力在培养干部。解放战争里，他统管四野后勤，每日调粮、运伤员，炮火前线却见不着。功劳不小，却是幕后。大将更多象征“统帅型”与“跨战区一线功勋”，周纯全的简介因此被放在“上将”卷宗里。周恩来对他诚恳地说：“后勤是命脉，党不会忘记你。”周纯全点头，翻出多年前写的《行军口粮节约法》，递给周总理，“那就让部队省点粮。”

王震的呼声一直很高。湘赣边、河西走廊、南泥湾——这些地名一提起就绕不开他，“硬骨头”标签更是深入军中。1954年他已是新疆军区司令，论战绩也论政治地位，足可进前十。但大将名额有限，装甲兵司令许光达是坦克兵种肇建者，若不授衔，机械化发展得不到象征性支持；王震若落选影响较小，因为他在新疆坐镇，声望已稳。权衡再三，许光达晋位，王震落座上将。会上传来一阵笑声，王震的回答很直白：“少戴一颗星，照样开荒种地！”

张宗逊的处境更具平衡意味。红一军团根基深厚，十位大将里粟裕、黄克诚、萧劲光等已占七席，若再把张宗逊塞进去，“一军团色彩过浓”恐引猜测。实际上，张宗逊从西府出兵到挺进大西北，战史同样铿锵。尤其扶持西北根据地工业，他一年建起四座炮厂，两座兵工所，为解放大西北提供了上百万发炮弹。可有功不一定得星，组织更在意面面俱到。这样一来，张宗逊自然而然成了“调和剂”。他没异议，只关心前线高炮弹药的供给情况。

从会议室到授衔大会，档案柜里那份候选表默默见证着艰难决断：萧克排名第十一，刘亚楼第十二，周纯全第十三，王震第十四，张宗逊第十五。历史资料显示，若当年放宽名额至十二人，萧克、刘亚楼都将披上大将领章；若只剩八席，粟裕或许还要退出，以维系军内多方平衡。可历史没有如果。

1955年9月27日，天安门广场迎来将星璀璨的一刻。授衔台上，十位大将依次就位，雷鸣般掌声中，上将方队的第一列格外显眼——萧克戴着三颗星，站姿笔挺；张宗逊目光平和；周纯全双手背在身后，静静注视前方；刘亚楼和王震隔着半排人互相点了点头。礼毕，列队走出中南海，路过新华门台阶时，王震快步跟上萧克，压低声音开起玩笑：“老萧，咱俩要是再年轻十岁，下回可就换肩章了。”萧克朗声回答：“别磨叽，打起仗来我还得听你指挥呢。”

他们的调侃只在历史书篇幅里留下一行脚注，却印证了军中“以功授衔，而不唯衔论功”的共识。1956年，刘亚楼带着“空中雄鹰”赴莫斯科进口米格战机，谈判桌上据理力争，硬把附加价砍掉三分之一；同年冬，萧克兼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主持全军第一部军史编纂提纲；次年，王震指挥屯垦戍边，开启石河子荒原绿洲化；再往后，周纯全推进总后勤部军事运输现代化，张宗逊组织的青藏公路沿线兵站建设令联合国观察员都啧啧称奇。星数并未限制他们的手脚。

有人统计过，1980年以前，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受邀在军内外公开授课次数最多的，正是这五位“与大将擦肩而过”的上将。萧克的《井冈山斗争史》、周纯全的后勤教材、刘亚楼的空战讲义，版本再版无数；王震的回忆录《疆场与农垦》被无数基层军官抄录；张宗逊的《高寒山地作战后勤保障概论》更是西藏军区的“枕边书”。他们的影响，已超越了肩章的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