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河内战争纪念馆举行一次小型展览，主题是“北方边界战争”。开幕礼上，一名越南中校指着墙上的作战示意图对参观者说：“中国军队第一天就压来六十万，走了十一公里，三天内全线开花。”话音未落，站在旁边的老兵阮氏忠皱了皱眉——他在1979年曾驻守高平，他知道这张图与真实距离甚远。
类似的数字与描述，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在越南媒体里屡见不鲜。越南方面反复强调中国动用了“60万大军”，并在“1200公里边境线上铺开”，显然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若把当年双方正式公布、后来又多次交叉验证的资料摊开来看，55万是总投入，而一线参战不足30万，其中还包括工程、医疗、被服等后勤分队。换句话说，真正端着枪往前冲的人，只有越方所谓“60万”的一半左右。
越南为何坚持宣传“60万”？一位曾在越军总政治部供职的研究员透露：“战后士气太低，需要一个理由解释失败，夸大敌军兵力是最省事的办法。”这一说法不一定代表官方口径，却道出了心理成因：把对手写得强大，自己的损失就显得“不可避免”。
顺着这一逻辑，越南媒体还给出了另一条与事实不符的“时间线”：三天内中国部队“遍布全境”。然而看作战日记，东线部队在2月17日下午才拿下同登，18日夜间抵近谅山；西线老街方向还因为山地交通不畅，主力推迟了一天半才形成冲击态势。说“三天内全境开花”，无论从地形还是机动速度，都有违常识。试想，二十多万人若真分散到1200公里线上，平均每公里两百人，当年久经战阵的许世友、杨得志绝不可能犯这种“摊大饼”的兵家大忌。
越军并非毫无准备。早在1978年底，武元甲就在高层会上表示：“苏联百万大军压在阿穆尔河对岸，北京顾虑重重，不会轻启战端。”他还补充，“即使对方动手，我们也有三大战区数十万精锐。”会后，一名将军凑到武元甲耳边笑着说：“将军放心，中国人十几年没打仗，腿脚早生锈。”旁人听了都大笑。然而现实是，2月17日凌晨炮火一起，越北十数座前沿据点不到四小时便被突破。
紧接着，新华社在2月18日发布“正面战况”，侧面否认了越南媒体“中方受阻林海”的说法。等到3月4日，谅山被攻克的照片出现在国际通讯社。几天后，越南国内传出“迁都预案”风声，黎笋赶往前线勉励部队：“敌人撤一步，我们追两步，他们打到谅山是因为害怕，不敢再往前走。”士兵们面面相觑，却无人敢当面反驳。
西线的高平和老街，战斗同样激烈。越军第345师据守高平省会外围，依托法军时期修筑的坚固工事，曾一度阻滞我军机械化部队推进。可到了2月23日，防线被穿插部队从侧翼撕开，整座城市仅坚持到26日便宣告失守。这段“苦战”被越南媒体描述成“中国人用人海撞钢板”，而当时参加该战斗的解放军第41军某团参谋长回忆：“真正的破口是七连一个排，一共36人，用火箭筒打掉了桥头堡。”数据差距不在兵力，而在突破口。
退一步讲，即便不纠结数字，只看结果也能说明问题。3月5日，中方宣布“使命达到”并逐步回撤，同日下令炸毁部分北部工业设施与仓储，以削弱越军后续动员能力。这些爆破并未针对民居，更远远达不到越南媒体所谓“破坏力超美军”的尺度。美国在1965—1973年间出动B-52对北越共实施700余次地毯式轰炸，造成数百万平民无家可归。1979年中越交火不足一个月，要把这两种后果相提并论，显然有失公允。
瓦砾与焦土常常被用来制造情绪。展览现场，一位大学生指着老照片问那名中校：“这是中方炮击谅山的现场吗？”中校点头称是。可若拉近镜头细看，画面里却清楚地出现了1972年美军留下的弹坑。将时代混淆、替换，再辅之以“六十万”“三天全境”这类夸张语句，既能激发同仇敌忾，也能遮盖己方的战略误判。
从军事视角复盘，解放军的战役设计遵循“多点佯动、两线主攻、直插支撑点”的原则。东线瞄准谅山，西线直奔高平、老街，形成品字形钳制河内的态势。一旦谅山与老街相继被拿下，河内与兰州—昆明铁路中段之间的安全距离剩不到120公里。换句话说，战略目标虽然定为“惩罚性作战”，但确有逼迫越方回撤柬埔寨主力的意图。事实证明，该目的达成。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舆论那时并不一致。苏联《真理报》用整版篇幅谴责中国“践踏社会主义友谊”；美国《新闻周刊》则称“河内自食其果”。然而，无论外界怎样解读，战场事实摆在那里：越军高估援助，高估自身，也高估宣传效果。当火炮声停下，再多的文字也无法抹掉失地与伤亡。
后来的老山、者阴山十年对峙，越南同样发布过多次“重大捷报”。可真当边境开放，越南游客踏进广西凭祥，他们发现谅山早已完成重建，街道整洁，商铺林立；再回头看国内资料，很多时候连照片都对不上年号。宣传和记忆之间的鸿沟，就这么一直存在。
今天回望，数字战与信息战贯穿整个冲突始末。六十万、三天、全境——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历史档案与参战者口述已经给出明确答案。记录与辩论仍会继续，但兵棋推演的结果始终没有变：如果真分兵到1200公里防线，恐怕不到三天，就轮到己方“遍布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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