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宋元的泉州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华,那么明代的泉州,则多了一份在时代夹缝中倔强生长的张力。

翻阅明代泉州历史,从明初的城市角色变化开始,你会发现这座城市似乎总有对立式的碰撞:这里既有理学宗师的严谨与固守,也有思想革新者的大胆突破;既面临着海禁的束缚, 也有向海图存的奋斗,艺术和工艺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佐证。

正是这种“秩序”与“突破”的交融,塑造了泉州多样的文化面貌,更构成了泉州人劈波斩浪的精神引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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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 劈波斩浪 , 驶向大海。 (陈英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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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门徒与思想启蒙

明代的泉州,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读书人。

一种是秩序的守护者,比如蔡清。在当时的学术版图中,蔡清是理学“正宗”的守护者,他倾尽一生钻研《易经》,提炼出的《易经蒙引》不仅是书生案头的必备,更成为大明朝科举考试的官方“标准答案”。

在蔡清的逻辑里,学问是为了“修身”,也为了“入仕”。这种务实且严谨的底层基因,让泉州人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将理学修成了通往巅峰的阶梯。在那段岁月里,刺桐城走出了数百位进士,理学的规制如同一把精准的尺子,丈量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块砖石、每一条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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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清祠坐落于泉州府文庙广场西侧(资料图片)

而当整座城市都沉浸在科甲鼎盛与礼教森严中时,李贽出场了。

出生于泉州的李贽,以犀利的文字和直指人心的批判,如同拎着一把重锤,砸向了密不透风的理学铁幕。在《焚书》《藏书》中,他对“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提出了深刻质疑,强调个体感情与真诚的重要性。

李贽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港口贸易带来的商业繁荣,天然地呼唤着对个人价值的认可和对正当个人情感的尊重。当时他的许多主张遭到保守士绅与大部分官僚的批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观点预示了晚明社会的转型与思想变动,是海洋文明对传统社会秩序的一次有力的撞击。如果说蔡清代表的是泉州内敛、守礼的“大陆属性”,那么李贽代表的则是泉州开放、自由的“海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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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故居:闽南文脉氤氲,思想先驱摇篮

这样的对立实际上是硬币的一体两面。这种张力,同样体现在何乔远与张瑞图身上。

一边,是何乔远式的“沉潜”

如果说蔡清建立了理学的坐标系,那么何乔远就是那个在时局崩塌之际,试图稳住坐标的人。当晚明陷入剧烈动荡,他选择谢绝仕途,在家居的三十年里,把所有的志气都倾注进了一部《闽书》。一百五十卷巨著,记录的不仅是福建的山川物产,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历史文脉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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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乔远画像(资料图片)

何乔远的固执,是带有悲剧色彩的守望:他深知时代在变,所以才要通过严谨的史学叙述,为地方文化筑起一道防御的堤坝。

而另一极,则是张瑞图式的“狂飙”

作为内阁大学士,张瑞图因涉及晚明复杂的党争而在史书中留下争议;但在书法史上,他却以“折带书”开创了一代新风。那种被称为“折带书”的线条,横如利刃,折似断崖,充满了压抑的力量。他用极其先锋、甚至带有某种病态美学的视觉语言,在几百年前就预演了现代主义式的焦虑与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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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图以书法著称,他书写的《古直》牌匾仍存。张瑞图自号果亭山人,又号白毫庵主人。(资料图片)

这就是明代泉州人的精神跨度:他们既能一板一眼地为家族修订传承千年的地方志,也能在礼教禁锢的边缘,跳出最有启蒙精神的舞步——在季风与潮流的洗礼下,守正与开拓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坚韧且多元的文化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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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握凝脂与千载乡音

文人们在纸上争鸣时,民间的泉州人正用另一种方式通往世界:把泥土做成传奇,把乡音唱成契约。

在明代德化,有一个叫何朝宗的人,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拥有“品牌意识”的艺术家。

那时候的工匠在产品中留名的不多,而何朝宗在每一尊烧好的观音背后,都要端端正正地盖上自己的印章。这在当时算是一种自信且高调的行为——如同给每个作品都配发了陶瓷界的“奢侈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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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瓷圣”何朝宗将中国白瓷雕塑艺术推到了巅峰,图为何朝宗瓷雕《渡海观音》。(李宏图 摄)

为了破解这一抹“中国高奢白”的配方,普鲁士的奥古斯特二世甚至干出了一件荒唐事:他下令“绑架”了一名年轻的炼金术师波特格尔,将其软禁在古堡里,并威胁说:“烧不出白瓷,就送你上断头台。”

他们无法相信,这晶莹剔透的造物竟源自平凡的泥土,乃至荒诞地认为,这种瓷器是把贝壳、龙虾壳磨成粉,再混入魔术药水埋在地下几十年才成的。

若说白瓷是极致高冷的“外交名片”,泉州曲艺则是藏在怀里的“私人信件”。

在那个礼教森严的封建时代,泉州人却疯狂追逐一部《荔镜记》,为陈三五娘打破藩篱的爱情唏嘘感叹。这种浪漫与果敢,与泉州人在禁海令下“劈开波涛”求生的血性,本质上同出一源:那是对真实生命的渴求,是对刻板规制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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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五娘:梨园弦歌 文化印记

于是,那些提着马笼灯、跨越海岭下南洋的先辈,行囊里可以没有金银,却往往藏着一把琵琶或一支洞箫。

在南洋的泉州圈子里,南音不仅是丝竹之音,更是一种“隐形的契约”。明清时期的南洋码头,华商间若生了龃龉,往往避开语言不通的殖民法庭,而是选择在南音社的弦管声中寻找平衡。在那种家乡独有的节奏感里,由德高望重的弦友居中调停,一盏清茶,半曲《梅花操》,再大的火气也能在“礼乐”的规制下慢慢消弭。对于他们来说,南音的拍位,往往就是乡亲间公认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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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向海而荣

翻开《明史》,泉州的底色暗沉——那是卫所的石垒和禁海的枷锁。但翻开泉州人的日子,则会发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叙事逻辑。

当时,大明王朝试图将泉州固定为国家防御体系的一块“盾牌”,而在向外的探索中,泉州人又将自己带向大洋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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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永宁古卫城具有600多年历史,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来为闽东南的重要港口及海防重地。图为古城微缩模型。(图源:福建日报)

这种性格的锻造,源于长达两百余年间制度环境与现实压力的碰撞。地狭人稠的地理困局则倒逼出求变的生存哲学,正是因为承袭了传统秩序中的严谨定力,他们才能在指尖的泥土间,打磨出极致的器物造诣;也正是因为内生着海洋文明的开拓基因,他们才敢在规则的裂缝中,寻找通往未来的航道。今日重读这段历史,其实希望看到的是在“规矩”与“破局”之间反复博弈、最终自成一体的生存智慧。

五百年的光阴已经给出了回应:真正的风骨,从不是站在原地等待恩赐。即便处处约束,泉州人依然锚定了大海的方向。

这,也许便是泉州明代那些人和事留给我们的启发。

泉州不止于宋元明朝的人和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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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发布

作者:张思源

编辑:陈庚

二审: 郑瑞卿

三审:吴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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