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忠良，青史留痕——水丘昭券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礼乐崩坏、战乱频仍的乱世，“兵强马壮者为天子，武夫盗匪者为统帅”成为时代常态，欧阳修曾慨叹此时“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在这样的背景下，坚守臣节、心怀社稷的贤才尤为难得。水丘昭券，这位吴越国的重臣，以忠直自持、谨厚有节的品性，凭定国安邦的谋略，在乱世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虽正史记载寥寥，却在有限的史料中，彰显出乱世君子的风范。据《吴越备史》《十国春秋》等现存史料，我们可以了解水丘昭券的一生以及乱世能臣的传奇与悲凉。 第一章 家世溯源，临安贤士初登场
水丘昭券（？—947年），其籍贯史料记载略有出入，《吴越备史》载“水丘氏，越之著姓”，结合后世考证及相关史料推测，其籍贯大概率为临安（今浙江杭州），另有记载称其为浙江绍兴人，推测与水丘氏家族分布有关。他出身于水丘氏家族，该家族在吴越一带颇具声望，更为特殊的是，吴越国武肃王钱镠的婆母、母亲两代均出自水丘氏，凭借这一层国戚关系，水丘昭券得以有机会入朝为官，这为他后续施展抱负奠定了基础。
关于水丘昭券的早年经历，现存史料记载较为简略，仅能从零星记载中勾勒大致轮廓。结合史料推测，他大概生于公元905年前后，恰逢五代乱世开端，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早年的水丘昭券并未直接投身仕途，而是隐居乡野，以教书为业，成为一名乡学先生，每日教乡里子弟念经史、习笔墨。在教书之余，他并未荒废时光，而是潜心研读《孙子兵法》等兵书谋略，密切关注家乡边境的战乱局势，反复琢磨“保民安境”的门道，默默积累学识与才干，为日后应对乱世、辅佐君主做好了准备。
水丘昭券自幼便养成了谨厚笃实的品性，史料记载他“性谨厚，有大臣节”，这种品性贯穿了他的一生，成为他日后为官处世的准则。他不慕虚名、务实笃行，虽出身著姓、身负国戚之名，却毫无骄纵之气，始终保持谦逊低调，这也让他在乡里之间颇有声望，为后来被君主赏识埋下了伏笔。此时的水丘昭券，虽身处乡野，却心怀天下，默默蛰伏，等待着一个施展抱负、救民于水火的机会。
水丘昭券剧照
第二章 慧眼识珠，草根逆袭入朝堂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公元932年，吴越国发生重大变故，武肃王钱镠去世，其子钱元瓘继位，是为忠献王。钱元瓘继位后，延续了钱镠“保境安民、不称帝、睦邻邦”的治国方略，一心想要整顿朝纲、安抚百姓，急需一批务实能干、心怀社稷的人才辅佐。就在此时，钱元瓘巡视越州，恰逢当地遭遇灾荒，流民遍地，饿殍遍野，钱元瓘忧心忡忡，却一时无良策安抚百姓。
此时，时年27岁的水丘昭券，得知君主巡视越州且为赈灾之事发愁，毅然决定挺身而出。他拦住钱元瓘的车架，递上了一篇亲笔撰写的“民间赈灾策论”。策论中没有半句虚言，直戳乱世治国的要害，其中“乱世之中，民为根本。轻徭薄赋则流民归，储备粮草则荒年安”一句，恰好契合了钱元瓘“保境安民”的治国理念。钱元瓘细细品读策论后，对这位出身乡野、衣着朴素的年轻人刮目相看，当即赞叹：“你这先生不简单，跟我回杭州当幕僚！”
就这样，水丘昭券凭借一篇策论，从乡野乡学先生，一步跨入了吴越国的政治中心，完成了真正的“草根逆袭”。此时的吴越国，处境并不乐观：西边是兵力雄厚、虎视眈眈的南唐，南边是内乱不断的闽国，北边有后周等中原政权的觊觎，自身国土仅3万多里，兵力不足10万，且刚经历君主更迭，内部局势尚未完全稳定，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水丘昭券的到来，恰好填补了吴越国急需务实型人才的空缺，而钱元瓘的赏识与信任，也让他得以真正施展自己的学识与谋略。
进入朝堂后，水丘昭券始终秉持“谨厚有节、务实笃行”的原则，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无论大小事务，都尽心竭力，从不敷衍了事。他多次向钱元瓘进献安民、理政、设防的良策，均被钱元瓘采纳，逐渐得到了钱元瓘的重用与信任。在钱元瓘执政期间，水丘昭券始终辅佐在君主身边，默默奉献，为吴越国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自己赢得了朝堂上下的认可与尊重。
第三章 奇策救闽，一战成名固邦本
公元944年，闽国因兄弟争位爆发大规模内乱，国力锐减，民心涣散。南唐后主李璟见状，认为这是吞并闽国、扫除东南屏障，进而一统江南的绝佳机会，当即派遣大军攻打闽国。南唐大军势如破竹，很快便包围了闽国都城福州，闽国危在旦夕。闽国大将李仁达（后改名李达）走投无路，只得派遣使者向吴越国求救，请求吴越国出兵相助，共同抵御南唐大军。
消息传到吴越国都城杭州，朝堂之上顿时炸开了锅，文武百官分成两派，争论不休。主战派慷慨激昂，认为“唇亡齿寒，闽国没了，下一个就是吴越国”，坚决主张出兵救闽；反对派则极力反对，认为吴越国兵力有限，且路途遥远，出兵救闽无异于以卵击石，只会白白损耗国力，得不偿失。两派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朝堂之上乱作一团，钱弘佐（此时钱元瓘已去世，其子钱弘佐继位）犹豫不决，难以定夺。
就在此时，时年39岁的水丘昭券挺身而出，面色冷静地向钱弘佐进言：“救闽可以，但不能硬刚。”他随即抛出了“围魏救赵”的奇策，详细分析道：“南唐大军倾巢而出攻打闽国，其后方的饶州必然空虚。饶州是南唐的粮草重镇，守军不过一万，而我军虽兵力不及南唐，但奇袭饶州足以取胜。我军若转攻饶州，南唐攻闽大军必然担心后方失守，定会分兵回援，如此一来，闽国之围自然解除，我军也无需与南唐大军正面对抗，可保主力不受损耗，实为万全之策。”
水丘昭券的这番话，逻辑缜密、利弊分明，瞬间点醒了犹豫不决的钱弘佐。钱弘佐当即拍板，决定采纳水丘昭券的计策，任命他统筹此次军事行动，掌管全军用兵事宜。公元945年春天，水丘昭券开始部署军事行动，他命令吴越军乔装成南唐商贩，分批悄悄逼近饶州，隐蔽行踪，等待最佳的进攻时机。
一切准备就绪后，趁着深夜夜色的掩护，吴越军突然向饶州发起猛攻。饶州守军毫无防备，加之兵力薄弱，根本无法抵挡吴越军的进攻，城池很快便被攻破，吴越军成功占领饶州，缴获了大量粮草物资。果不其然，南唐攻闽大军得知后方粮草重镇失守的消息后，军心大乱，李璟只得下令分兵回援饶州，闽国之围就此解除。
这一仗，打得漂亮又利落，水丘昭券凭借“围魏救赵”的奇策，不仅成功解除了闽国之围，保住了吴越国的东南屏障，更让吴越国避免了主力损耗，一举成名。经此一役，水丘昭券的谋略与声望在吴越国朝堂上达到了顶峰，文武百官无不对其敬佩有加，钱弘佐也更加信任他，将更多的军政大权交予他手中。而水丘昭券并未因功自傲，依旧保持着谨厚低调的品性，继续为吴越国的稳定殚精竭虑。
五代十国
第四章 抚民设防，双轨之策安边境
南唐在闽国之战中吃了大亏，心中咽不下这口气，转头便将怒火撒到了吴越国的边境上。公元945年下半年，南唐军队在宣州、常州一带频繁挑衅，烧杀抢掠，残害边境百姓，掠夺物资，搞得边境鸡犬不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此时吴越国的边境防御，依旧沿用传统的纯军事设防策略，士兵们日夜驻守在边境线上，高度警惕，但繁重的军事防御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国力，更让边境百姓不堪重负——沉重的赋税、无休止的徭役，让百姓对朝廷心生不满，甚至有部分百姓为了生计，偷偷给南唐军队传递消息，边境局势愈发严峻。
水丘昭券得知边境局势后，主动向钱弘佐请命，前往边境视察，寻找解决边境危机的良策。他抵达边境后，没有急于部署军事防御，而是深入民间，走访百姓，了解百姓的疾苦，倾听百姓的诉求。经过一段时间的视察与调研，水丘昭券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核心：只防外，不安民，边境永远守不住。百姓是边境防御的根基，只有让百姓安居乐业，才能赢得民心，才能让百姓心甘情愿地支持朝廷，共同抵御南唐的侵扰。
基于这一认知，水丘昭券当即制定了“抚民+设防”的双轨策略，两手抓、两手硬，一边安抚民心，一边加固防御，彻底解决边境危机。在抚民方面，他率先颁布命令：减免边境地区3年赋税，减轻百姓的负担；凡是流离失所的流民，朝廷统一分配田地、发放种子和农具，帮助百姓重建家园，安心农耕；同时，在边境设立互市场所，允许吴越与南唐的百姓正常交易、互通有无，促进边境经济发展，改善百姓生活。
这一系列抚民政策的实施，效果立竿见影。短短半年时间，就有2万户流民返乡，重新过上了农耕生活，边境百姓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百姓感念吴越国朝廷的恩德，再也没有人愿意给南唐军队传递消息，反而主动向朝廷报告南唐军队的动向，成为边境防御的“眼线”，民心彻底稳固。在设防方面，水丘昭券摒弃了传统的盲目增兵策略，采取了更为务实高效的措施：一是修建连弩城，加固边境城墙，将城墙修得又高又厚，同时在城墙上安装能一次发射十支箭的连弩，大幅提升边境城池的防御能力；二是训练乡勇联防，组织边境百姓农闲时练兵，战时一起守城，既降低了朝廷的军事成本，又让边境的防御变得更加密集，形成了“军民同心、共守边境”的良好局面。
水丘昭券的双轨策略实施一年多后，取得了显著成效：边境的防御成本下降了50%，南唐军队的多次挑衅均被成功击退，再也无法轻易侵入吴越国边境；原本剑拔弩张的边境，逐渐恢复了平静，互市场所人声鼎沸，百姓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祥和的景象。更为重要的是，水丘昭券主导的这种“以民为本、以和为贵”的策略，悄悄埋下了种子，成为后来吴越王钱弘俶“纳土归宋”、保全一方百姓的重要理念雏形，为吴越国百姓的安宁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章 力谏拒征，忠直不阿显气节
公元946年冬天，刚满18岁的吴越王钱弘佐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被一群急于邀功请赏的朝臣忽悠，心生“远征新罗”的想法，想要通过扩张国土、征伐他国，彰显吴越国的实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一想法一经提出，朝堂之上一片附和之声，大多数朝臣都想着跟着君主出征，趁机捞取功劳、谋取私利，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反对，生怕触怒年轻的君主，招来杀身之祸。
此时的水丘昭券，已是吴越国的核心重臣，深受钱弘佐的信任，但他并未因害怕触怒君主而沉默，反而毅然站了出来，直言反对这场远征，尽显忠直不阿的气节。他知道，直接说“不行”会惹恼年轻气盛的钱弘佐，于是便抱着国库账本、摊开地图，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摆事实、讲道理，一条条分析远征新罗的弊端，耐心劝说钱弘佐放弃远征的想法。
水丘昭券首先从国库储备入手，劝说道：“陛下，当前我国国库的粮食，仅够支撑国内一年的消耗，且边境防御仍需大量粮草物资补给。若是贸然远征新罗，光粮草运输就得耗费国库大半储备，长途跋涉之下，粮草损耗更是巨大。一旦远征失利，国库空虚，国内必然会闹起饥荒，到时候百姓流离失所，人心涣散，边境再遭侵扰，吴越国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这个后果，谁也承担不起。”
紧接着，他又从远征的风险入手，进一步劝说：“新罗地处海外，海路远征本就风险极大，这个时节的海上风浪不断，船只失事的概率超过四成，我军士兵出海后，能否顺利抵达新罗，尚且未知。即便顺利抵达，新罗国力虽不算强盛，但熟悉当地地形，且擅长海战，我军长途奔袭，士兵疲惫不堪，水土不服，必然会陷入被动，胜算极小。更何况，我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安抚百姓、加固边境，而非远征他国、炫耀武力。”
水丘昭券的劝说，言辞恳切、句句在理，既没有丝毫阿谀奉承，也没有丝毫畏惧退缩，尽显大臣的担当与气节。满朝文武听后，也纷纷沉默不语，那些原本附和远征的朝臣，也羞愧地低下了头。钱弘佐虽然年轻气盛，但也并非昏庸无能之辈，他听了水丘昭券的劝说后，仔细思索了许久，终于认识到了远征新罗的弊端，放弃了远征的想法，采纳了水丘昭券的建议，继续推行“保境安民”的治国方略。
此次力谏拒征，不仅让吴越国避免了一场潜在的灾难，更彰显了水丘昭券忠直不阿、心怀社稷的品性。他不徇私情、不慕名利，始终以吴越国的安危和百姓的福祉为重，即便面对君主的怒火，也敢于直言进谏，这种气节，在礼乐崩坏的五代乱世中，尤为珍贵，也让他更加赢得了钱弘佐的信任与朝堂上下的敬重。
第六章 宫廷政变，君子蒙冤惨身死
公元947年，吴越国再次遭遇重大变故，忠献王钱弘佐病逝，因其子年幼，无法继位，朝臣们商议后，拥立钱弘佐的弟弟钱弘倧继位，是为忠逊王。钱弘倧继位后，心怀大志，想要整顿朝纲，削弱权臣势力，加强自己的统治，却不料此举触动了以胡进思为首的权臣集团的利益。
胡进思时任内牙统军使，手握重兵，在吴越国朝堂上专横跋扈、权倾朝野，早已习惯了独断专行。钱弘倧继位后，对胡进思的专权极为不满，便与何承训、水丘昭券等人暗中谋划，想要将胡进思驱逐至外地，削弱其势力，巩固自己的君权。
得知钱弘倧的谋划后，水丘昭券并没有盲目附和，而是结合当时的局势，冷静地分析道：“胡进思党羽众多，势力庞大，根基深厚，如今我们尚未做好充分准备，不可贸然行动，否则必然会引发宫廷政变，危及君主安危和国家稳定。不如暂时容忍他，暗中积蓄力量，等待合适的时机，再慢慢铲除他的势力，方为稳妥之策。”
水丘昭券的建议，可谓审时度势、字字恳切，是当时最为稳妥的做法。但钱弘倧此时急于巩固君权，又被何承训的谗言蒙蔽，对水丘昭券的建议犹豫不决，始终没有下定决心。更为致命的是，何承训见钱弘倧犹豫不决，担心事情败露后自己遭到牵连，竟然背叛了钱弘倧，偷偷将钱弘倧与水丘昭券等人的谋划告诉了胡进思。
胡进思得知后，勃然大怒，他深知钱弘倧一旦站稳脚跟，必然会对自己痛下杀手，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数日后，钱弘倧在宫中设宴，宴请朝中将领官吏，胡进思怀疑钱弘倧想要在宴会上捕杀自己，便提前做好准备，穿着军服，带领一百多名亲兵，闯入天册堂，当面质问钱弘倧：“老奴无罪，何故见图？”
钱弘倧见状，惊慌失措，无言以对。胡进思见状，便不再犹豫，下令亲兵控制住钱弘倧，将其废黜，禁锢在义和院，随后另立钱弘倧的弟弟钱弘俶为吴越王，是为忠懿王。一场突如其来的宫廷政变，就此落幕，钱弘倧被废，而那些参与谋划、想要削弱胡进思势力的大臣，也遭到了胡进思的残酷迫害。
水丘昭券作为钱弘倧谋划的核心人物之一，自然也在胡进思的迫害名单之中。政变发生后，胡进思当即下令捕杀水丘昭券，这位一生忠直、心怀社稷的君子，最终惨死于胡进思的屠刀之下，结束了自己短暂而传奇的一生。水丘昭券的死，令人惋惜，就连胡进思的妻子听闻此事后，也悲痛落泪，慨叹道：“它人犹可杀，昭券君子也，奈何杀之。”这句话，不仅是对水丘昭券品性的高度认可，更道出了这位乱世君子蒙冤而死的悲凉。
第七章 青史留评，史料失语亦留芳
水丘昭券一生，忠直自持、谨厚有节，心怀社稷、体恤百姓，凭借自己的学识与谋略，辅佐吴越国三位君主，为吴越国的稳定与发展、为边境百姓的安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他最终蒙冤而死，但历史终究没有忘记这位乱世君子，《吴越备史》《十国春秋》等史料中，对他的评价极高，为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印记。
《吴越备史》记载他“性谨厚，有大臣节”，寥寥数字，便勾勒出了水丘昭券谨厚笃实、有担当、有气节的君子形象。《十国春秋》则对他给予了更高的评价，称他“忠謇自持，临难不苟，可谓社稷之臣矣”，明确肯定了他的忠直品性与治国才干，认为他是能够辅佐君主、安定社稷的栋梁之臣。这些评价，客观公正，不溢美、不贬损，准确还原了水丘昭券的品性与功绩，彰显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位功绩卓著、品性高尚的社稷之臣，在正史中的记载却寥寥无几，甚至连他的生卒年份都成了谜，仿佛被历史刻意“遗忘”，形成了正史“失语”的奇特现象。结合史料分析，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史料基础的局限。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林立，战乱不断，正史的编纂始终以中原王朝为正统，吴越国作为一个地方割据政权，根本没有多少“出镜”机会。吴越国自身的官方史料《吴越备史》，也是后人补编而成，完整性极差，再加上水丘昭券所处的年代，吴越国战乱频繁，很多史料在战火中损毁，官方记载大多聚焦于君主，臣子的功绩自然难以留下过多笔墨。
其二，钱氏家族形象维护的需要。水丘昭券死于宫廷政变，而这场政变是吴越国权臣弑君、擅立君主的负面事件，史料的编纂者为了维护钱氏家族的形象，不愿提及“权臣弑臣”的负面场景，因此对水丘昭券的记载，仅留下了“死于乱军”四个字，刻意简化了他的功绩与惨死的经过。其三，后世正史编纂的叙事倾向。《宋史》的编纂，始终以宋朝的统一为核心叙事，重点记载的都是那些“推动纳土归宋”的吴越人物，比如吴越王钱弘俶，而水丘昭券死于钱弘俶继位之初，其功绩与宋朝统一关联不大，自然难以被正史重点记载。
尽管正史记载寥寥，但水丘昭券的功绩与品性，却从未被真正遗忘。他在乱世中坚守臣节、心怀百姓，凭奇策救闽、以双轨安边、冒死力谏拒征，用一生践行了“社稷之臣”的担当，彰显了乱世君子的风范。他的死，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生动反映了五代时期礼乐崩坏、权臣当道的乱世现实，让人唏嘘不已。
乱世出英雄，更出君子。水丘昭券，这位被历史短暂“遗忘”的吴越重臣，以忠直为骨、以谋略为翼，在战火纷飞的五代乱世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他的一生，有草根逆袭的传奇，有定国安邦的功绩，有忠直不阿的气节，也有蒙冤而死的悲凉。尽管史料记载有限，但他的品性与功绩，早已超越了文字的局限，在青史中留下了淡淡的芬芳，被后世铭记，成为乱世中坚守本心、心怀社稷的典范，供后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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