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5日深夜，罗布泊的星空像被风刮亮的钢板，寒气渗进每个人的军大衣里。距离我国首次核试验还有不到二十四小时，光学测量站里的灯却全亮着。刚满二十六岁的中尉罗箭趴在仪器前，一遍遍核对数据。对他而言，这里没有白天黑夜之分，只有“成功”与“必须成功”两种选择。
从延安到罗布泊，罗箭走了二十六年。1938年出生的他，乳名“小卿”。童年流亡，战火硝烟给他留下的记忆不多，脑海里最清晰的还是父亲的背影——那是身高一米八二的大将罗瑞卿。到1958年高中毕业时，罗箭已经是全班“理科尖子”。填报志愿时，他毫不犹豫锁定原子能专业。在当时，“原子弹”四个字像一团火，点燃无数青年的抱负。班主任劝他稳妥些，他却说：“国家总要有人去干。”
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后，罗箭却始终惦记着传说中的“工程师摇篮”——哈军工。得知母校新设原子能专业，他鼓起勇气请父亲出面调剂。罗瑞卿只说了一句，“只要你真喜欢，自己去争取。”最终，罗箭凭借优异成绩成为哈军工空军系七〇二专业的插班生。临行前，罗瑞卿郑重为三个儿子改名：箭、宇、原。寓意直指“火箭、宇宙飞船、原子弹”。那个年代，科技救国的信念，比山还重。
1963年春，国内核试验人才奇缺，哈军工第五、第六期学员被要求提前毕业。罗箭和同窗接受命令，奔赴西北。临别家门，他只跟父母说：“要去外地学习。”罗瑞卿翻了翻报纸，轻轻点头。父子心照不宣，守住了保密底线。
进疆第一天，戈壁的风就把脸刮得生疼。马兰基地里，哈军工毕业生随处可见，彼此喊一声“老同学”，工作氛围立刻热起来。没有暖气、没有电话，更没有写信的自由。罗箭每天睡前仍忍不住想起父母，但规矩摆在那儿，他咬咬牙，半张信纸都没动过。
北京却并不平静。一次总参会议间隙，罗瑞卿打趣：“我那小子失踪大半年了。”众人心知肚明，却没人多问。没想到，这句话被会场里的张爱萍听见。张爱萍此刻既是国防科委副主任，也是现场总指挥，他笑着说：“那就干脆我替老罗去看看。”
1964年10月16日清晨，张爱萍冒着戈壁早霜赶到测量站。罗箭正拿着卷尺比对镜架，背后忽然传来一句：“晒黑了啊。”他回头一看，赶忙立正敬礼。张爱萍拍拍他肩膀，半真半假地问：“怎么不给你爸爸写信，你爸都着急了。”罗箭红着脸回答：“张部长立的规矩，儿子可不敢破。”张爱萍爽朗大笑，寒气仿佛也被冲散几分。
十点整，倒计时响起。规定动作必须严谨：背对塔架、双手捂眼。罗箭暗暗数到六十，却不敢抬头，再憋气数了六十。等到指令放松，蘑菇云已跃上天幕，暗红火球只在余光里闪过。遗憾转瞬即逝，他带人迅速测算云顶高度，绘出上升曲线。计算结果显示当量大约一点五万吨TNT，与广岛爆炸威力相当。报告送到白云岗观察所时，张爱萍只说了两个字：“记功。”那份简短批示，后来变成罗箭军功章的底色。
照例要给立功军人家属送喜报。北京东华门大院的居委会大妈们捧着红纸卷轴，敲响罗家大门。罗瑞卿此刻在外办公，警卫员只好代收。大妈们嘀咕：“首长家，连个喜报都不让我们瞧瞧。”傍晚，罗瑞卿回家，看见喜报，语气里满是欣慰，却严肃批评警卫：“下次让热心群众进屋坐坐，咱们也是人民子弟。”
1965年春节，罗箭结束现场结算，回到北京述职。全聚德的烤鸭香味在东长安街上传了很远。那天餐桌上，罗瑞卿给儿子夹了一片脆皮，“小青，记着，技术是国家的脊梁，人是国家的筋骨。”罗箭点头，却听见父亲接着说：“新疆更需要你，别惦记在北京安家。”这句话犹如命令，也像嘱托。罗箭第二天便返程，继续钻进茫茫戈壁。
命运的潮汐在1966年急转直下。家门骤然风雨，兄弟姐妹各奔东西。罗箭先是复员到四川南充，在丝厂当技术员，后来又服从恢复性调配回到马兰。多舛岁月里，他与妻子林耿耿相互搀扶，日子过得清苦却有光。1978年体制调整，罗箭被调回北京，加入国防科委技术管理行列，再次与朱光亚共事。有人问他愿不愿转政工岗，他沉吟片刻答：“组织需要，就去。”
1988年授衔，罗箭佩戴少将领花。那天，他照镜子看了很久，似乎在找父亲往年的影子。1996年离休前，他陪同母亲，将父亲的骨灰洒在南充故里雪松根下。站在那里，他没多说话，只轻轻拍了拍树干，像儿时依偎父亲的臂膀。
2006年，他随罗东进等人沿着当年长征路线跋涉四十一天。同行的年轻官兵惊讶地发现，年近七十的罗将军总是走在前列。有人劝他多乘车，他笑着回答：“老一辈走过的路，咱们不能用轮子替脚。”
回到北京，他偶尔翻出那枚1964年的三等功奖章，边缘早已磨旧。友人问他值不值，他摆摆手：“值。那是命运给的最好奖学金，没有它，哪来今天的我？”
六十年踽踽独行，从芦沟桥烽烟到太空深处的曙光，罗箭以一生证明：科学家的肩膀同样可以撑起大国的安全伞。张爱萍当年那句半开玩笑的话，成了罗箭最珍视的奖赏——国家兴亡，在于信任，也在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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