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时钟拨回1480年,地点是博洛尼亚大学。

有个叫希波吕托·德·马尔西利斯的意大利学霸,一口气拿下了民法和教会法两个博士学位。

搁在那会儿,这绝对是知识界的顶配。

按常理,这种大才子要么窝在书斋里修修补补法律条文,要么在法庭上跟人唇枪舌剑。

可这家伙偏偏不走寻常路,一头扎进了宗教裁判所,当起了“刑罚设计师”。

大伙儿一提起中世纪的酷刑,脑补的画面通常是一个满脸横肉的屠夫,手里攥着烧红的铁钳。

其实,最让人后背发凉的狠活儿,往往出自希波吕托这种喝过墨水的精英之手。

粗人只懂怎么让你疼,而文化人懂怎么把痛苦“合法化”,顺便还能把折磨的效果拉满。

希波吕托手里最出名的杰作,叫“犹大的摇篮”。

这名儿听着挺有诗意,甚至带点神圣感,可骨子里的算计,阴毒得让人打哆嗦。

搞出这么个玩意儿,纯粹是为了帮裁判所解决一个技术难题。

当时的裁判所虽然横行霸道,但毕竟还得顾及教会的面子,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吃相不能太难看。

要是上来就把人打得皮开肉绽,或者把骨头敲得稀碎,容易落人口实,搞不好人死得太快,连忏悔的机会都没有。

上面要的是一种能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偏偏外表又看不出大伤,甚至还能披上“灵魂救赎”外衣的神器。

希波吕托运用他的法律逻辑和解剖学底子,交了份满分答卷。

这器械的构造简直简单到了极点,根本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工艺:就是一个三角形的木头架子,顶端削成金字塔那样尖尖的形状。

跟它搭配干活的,是一套滑轮和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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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账他是这么算的:根本用不着烧红的烙铁,也用不着带倒刺的皮鞭,只需要利用一个最基本的物理常识——重力。

动手的时候,把受刑者剥个精光,手脚捆得死死的,吊在半空。

接着,行刑官手里拽着绳子,慢慢悠悠地把人往下面放。

落点非常有讲究:那个金字塔的尖尖,正对着受刑者的裆部,或者是脊椎尾骨这些要命的地方。

这时候,等着受刑者的不是那一瞬间的剧痛,而是漫长得看不到头的绝望。

当全身一百多斤的分量全压在那一个针尖大的点上,那种撕裂感是毁灭性的。

人会本能地收缩肌肉想顶住,可你越是较劲,肌肉越是累,撑不住的时候,还是会重重地坐下去。

这恰恰是希波吕托最精明——也是最歹毒的地方。

他在说明书里特意交代,要“避免造成过度的人身伤害”。

这话听着像是在讲仁慈,其实是在搞“可持续折磨”。

因为那个尖头虽然扎人,但不像刀子那么快。

它不会立马捅穿内脏要了人的命,而是慢慢地把软组织撑开、撕裂。

这就给了审讯人员巨大的操作空间。

要是嫌犯嘴硬不招,就把绳子松一点,让下坠的劲儿大点;要是疼晕过去了,一盆凉水泼醒,调整一下金字塔的角度,换个地方接着来。

这过程能耗上几个钟头,甚至好几天。

对裁判所来说,这简直就是梦寐以求的“完美产品”。

头一条,效率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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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几个人能在这玩意儿上扛过几轮还不崩溃的。

再一个,它“干净”。

不像轮刑或者锯刑那样,搞得满地都是碎肉渣子和断骨头。

还有最绝的一点,它有一套极具欺骗性的理论包装。

希波吕托在他的书里写道,刑罚不光是为了惩罚,更是“救赎的工具”。

他那是真觉得,肉体的极度痛苦能把灵魂给“洗干净”。

这种鬼话,再配上“犹大的摇篮”这么个名字,简直把心理战玩到了极致。

名字里的“犹大”,那是背叛耶稣的叛徒。

这就暗示受刑者就是当代的犹大,必须得通过这种酷刑来洗刷背叛信仰的罪过。

在心理暗示和生理剧痛的双重夹击下,受害者基本上都会精神错乱。

这一用,就用了好几百年。

从14世纪末一直到17世纪,这东西一直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镇店之宝”。

不管是异端分子、犹太人、穆斯林,哪怕只是被邻居举报说“眼神不够虔诚”的老实人,都有可能被架上去。

那些侥幸捡回一条命的人,下场往往比死还惨。

虽说骨头架子没断,但下身的软组织基本烂透了。

在那个连抗生素都没有的年代,这种深层的撕裂伤几乎百分之百会引发严重感染。

好多人在受刑后的一两个礼拜里,就因为败血症引发的高烧,在痛苦中咽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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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希波吕托看来,这一切估计都在他的算计之中——反正灵魂已经“净化”完了,肉体的死亡不过是去见上帝的最后一道手续。

直到18世纪,风向终于变了。

启蒙运动的大潮来了,伏尔泰、卢梭这帮大佬开始讲理性、讲人权。

欧洲人回头审视自家的司法系统,突然发现裁判所那套东西简直太不像话。

连教会内部的神学家都开始犯嘀咕:这种极端的残忍手段,真的符合基督教宣传的慈悲吗?

更关键的是,世俗政权开始收权了。

西班牙政府在1770年代开始勒令裁判所收敛权力。

那种“不需要证据就能抓人、只要把你弄疼了就能换来真理”的逻辑,越来越站不住脚。

犹大的摇篮,这才慢慢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至于那个希波吕托·德·马尔西利斯,他大概活了六十岁,死在了15世纪末。

史书上没写他临死的时候痛不痛苦,也没人知道他在咽气前,对自己琢磨出来的这些“救赎工具”有没有过一丝后悔。

但他留给后人的教训实在是太深了。

当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把他的一肚子学问用来钻研“怎么更科学地折磨人”时,那破坏力比一个没文化的暴徒要大得多了。

所有的“狠”,那都是经过精心计算的。

这种通过制度化、理论化包装出来的恶,才是历史上最让人绝望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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