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出川纪实|军区|排长|新兵

我家的书架上有几本未曾公开出版的战争回忆录，其中一本是我大表哥(比我大近40岁，我辈分大)亲笔所写的从军自述。他的文笔清新流畅，娓娓道来，让人爱不释手。参军那年，他高小毕业才刚满十六岁，高小学历在当时的志愿军新兵中已算颇有文化。正因如此，他后来被选中成为通信员，在朝鲜三八线的战火中学会了收发电报。战后，他经选拔考入沈阳通信学校，从此踏上军旅生涯，在部队服役二十余年。

十年之间，川人两次大规模出征，两次感动整个中国——尤其是抗美援朝。黄继光、邱少云、伍先华、胡修道、柴云振、黄家富、谭炳云……这些闪亮的名字，无一不是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黄继光更是全军仅有的两位“特级战斗英雄”之一。他们从四川的村镇走出，经过重庆朝天门码头登船，顺江而下至汉口，再一路北上，奔赴东北边疆，最终跨过鸭绿江为国家为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下文所记，正是这段出征路上真切而细微的足迹。

（以下为原文节选）

一、报名参军

(一)

填好《抗美援朝志愿书》后，乡里派了一名工作队员把我送到“跳舞厅”。那天是1951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整整一周年，这个日子从此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说起“跳舞厅”，邻玉场(属于四川泸州)一带无人不晓。1945年为修建蓝田机场(C-53、C-46、B-24负责驼峰航线运输)，在靠山的高地上建了指挥中心、宿舍，还有一座能容二百余人的小礼堂。当年每到周末，这里舞会不断，很是热闹。机场停用几年后，如今建筑已显破旧，但它依然是本地最“像样”的场所。

我们抵达时，“跳舞厅”里已聚了十几人。舞台就是我们的床——没有铺盖，连稻草也没有。六月的天气闷热，在这样的地方过夜，却没人因此生病，更没人抱怨。伙食团设在山坡下公路边的土地沟，每到开饭，我们便列队前去。乡政府准备的伙食很好，宰了肥猪，接连几天都是七碗八碟。对我们这些初次离家的农村青年来说，即便睡光地板，能有这样的饭菜，不仅不觉艰苦，反倒个个乐呵呵的。

我们在“跳舞厅”待了四五天，每天都有新人报到。邻玉乡参军的大约三十人，我认识的面孔也渐渐多起来。直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他们的名字：柑子园屋基的张绍清、蛋沟大井坝的李昌明、新官山的严炳兴、沙帽石的黄海潮、程垣顺的赵明、挨山的龙扬益、麻柳溪的邓学财、天堂村的梁连海和梁显云两兄弟，邻玉场上的邓忠应，还有蛋沟的钟国安等十几人。

我这次参军是“突然出走”，父母忧心，祖父母发愁，家里派人四处寻找。到“跳舞厅”那晚在土地沟吃饭，被住在那儿的叔伯哥哥沈金樑一家认出，消息大概就这样传回了家。父母知道我参军的实情后，并没有阻拦儿子的冲动，反而深深理解这份报国之心，还特意让五弟沈仲文来“跳舞厅”看望我。

6月29日下午，我们该去区政府集中了。乡政府组织起秧歌队和家属，打起欢送的横幅，敲锣打鼓，扭着秧歌，一路把我们送到泸州市第二区政府所在地——蓝田坝。送行的人群里，母亲不顾小脚行走艰难，步行十来里，含着深情一直把我送到目的地。抵达蓝田坝时，天已擦黑，街上饭馆纷纷摆好酒菜，迎接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新战士和家属。我们被引到一处餐馆用餐，家属则安排在别处。夜色笼罩，人群忙乱，我竟没来得及和母亲说上一句话，又一次不辞而别。

晚饭后，我们来到一座带戏台的庙宇。听说这是早年移民入川时为纪念先贤所建的祠堂。院中广场能容数百人，坐满了刚参军的小伙子。川南军区文工团为我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我们这些农村青年，头一回看到这样的歌舞，真如“叫花子开洋荤”——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演出结束，我们排成长队，踏上漆黑的夜路，沿着蓝田通往纳溪的那条“冬大路”，走了三十多里，来到“九川”庙宇宿营。

九川位于纳溪县大桥铺东边的高高山梁上，曾是九川乡公所所在地。这是座规模颇大的庙宇，四周古树环绕，风景很好；在整个泸州第二区也算得上是庞然建筑，能住下几百人。但条件依然简陋，所有殿堂都是泥土地。我们到达时，地上已铺了些稻草，那就是我们临时的床。我们在这里住了六天，主要任务是进行体格检查。

这次抗美援朝扩招，和以往战时征兵不同——不仅要自愿，还得通过严格的身体检查，合格了才能正式入伍。轮到我体检时，目测、内外科都顺利过关，唯独体重成了问题：标准最低要45公斤，而我只有44公斤。医生见我瘦小，想把我归入不合格那一拨。眼看一腔热血就要落空，我心里真是着急。

但我实在不甘心，一遍遍向医生和领导解释：我还年轻，身体正在长，差一公斤不算什么；更是反复表决心，坚决要求上战场杀敌。一个人“舌战群儒”力量终究有限，我就和梁显云、李昌明、邓合成等几个情况类似的伙伴联合起来，整天围着领导转，找完一个又找一个，软磨硬泡，非讨个说法不可。几天的“斗争”下来，我们这几个差点体重的小伙子，终于如愿以偿，成了光荣的志愿军战士。

在九川的那些日子，父母一直挂念着我。一天收工后，父亲专程赶来，给我送了一只“洋扁枕”（这个枕头陪伴了我几十年）和一条薄被，让我夜里总算有了铺盖。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这几个未满十八岁的青年，虽然当时体格单薄，但都有一定的文化底子。其中三人都在部队服役二十多年，在正规化建设中成长为军官，最终成为职业军人。

(二)

1951年7月6日，我们从九川出发，途经飞来寺、邻玉场、渡口上、石棚镇（今方山镇），一路走到方山脚下的古刹——云峰寺。

方山是蜀中名山，位于泸州城南约二十公里处。它海拔649米，矗立在平缓的丘陵之间，犹如鹤立鸡群。远远望去，山顶平坦，两侧坡形几乎对称，好似平地上一个方正的土堆，无论从哪面看都是方形，因此得名。从山脚到山顶，林木茂密，景色十分秀丽。

云峰寺由新云峰、中峰寺、回峰寺、宝峰寺四座禅院组成，统称云峰寺，是川南名胜，也是西南地区的佛教圣地之一。寺院始建于宋代，已有千年历史，坐落在方山东麓的象王山下。我们这些生长于田土之间的农村青年，第一次见到深藏密林中的古寺，无不感到新奇与震撼。

我们住的是山脚下的新云峰寺。这里有壮观的山门与牌坊，巍峨的大雄宝殿，重重叠叠的厢房与回廊，还有藏经楼、法堂，以及安葬方丈的宝塔。山门前溪水潺潺，整个建筑群结构紧凑，掩映在一棵棵脸盆粗的桢楠林中。楠木参天，流水清响，肃穆幽静——真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难怪修行之人总爱选择这样的仙境。

七月的天气已经很热，可一走进这座古寺，热浪仿佛骤然消退，周身只觉一片清凉，如同踏入仙境，让人不禁也想在此清修一番。不过，等待我们的依然是木板地当床——而且连稻草也没有。在那个普遍艰苦的年代，大家都过惯了简单的生活，没人觉得睡光地板有多么难熬。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四十天。

那时虽然已经正式入伍，但由于国家困难，我们还没能换上军装。出操上课，穿的是离家时那身短衣短裤；晚上睡觉，大多数人既无垫褥也无盖被；训练时汗流浃背，也没有衣服可换。如今回想，真不知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云峰寺这座千年古刹，每年四月初八都要举办盛大庙会。四川各地乃至西南的香客信众蜂拥而来，一连几日人山人海，热闹非常。平日香火也旺，厢房和客房的木地板被磨得坑坑洼洼，有些裂开的地方甚至张着口子。我们这些新兵就睡在这样的地板上，身子被硌得生疼。我睡的位置正好挨着一道裂缝。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地板下面好像有什么，顺手掀起一块木板，看见下面摆着好些大圆口的土陶罐，里面装满了白骨。

那时我才十几岁，正是怕鬼神的年纪，顿时心惊肉跳，不禁“啊！”地叫出声来。

大家问我：“叫啥子？”

我说：“地板下面的罐子里……全是吓人的东西。”

众人围过来一看，都被那些白骨惊呆了。后来才知道，方丈圆寂后，火化的遗骨葬在庙右的宝塔里；普通和尚死后，火化的骨灰便装入陶罐，存放在地板下。这件事也让我初次体会到，原来佛门之中，等级也是如此分明。因为人多屋少，没法换地方住，我们全班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了一个多月。

那次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征兵，仅泸州城区和市郊三个区，就有八百多人入伍。我们郊区的新兵到云峰寺不久，城区的新兵也陆续抵达，合编为一个营，下设四个连，每连两百多人。营连干部由川南行署派来的南下干部担任——至今我还清楚记得，营教导员是陶仲英同志。班排干部则从新兵中推选产生。我所在的二连，排长由后来在泸化厂工作的王明江同志、泸州市新华书店的马文华同志担任；一班班长是蓝田镇五星的黄海潮同志，我被选为二班班长。我们部队的番号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补训八师三十八团一营”。

部队编成之后，如何巩固队伍、加强对士兵的政治纪律教育，就成了首要任务。

我们这些新兵，大多怀着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和高涨的政治热情报名参军，但思想上也有不少问题：有的是儿子想参军，家里却因困难拖后腿；有的已二十七八岁，成家生子，此时难免后悔；还有的年纪太小，从未离开过父母，思家心切……因此，巩固部队成为当务之急。营里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同时，针对新兵中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组织士兵里的积极分子开展谈心活动，加强军队纪律教育，帮助这些过惯了散漫生活的青年，尽快转变为真正的革命军人。

为使新兵了解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8月1日建军节当天，全营召开了庆祝大会。营长是位老红军，他在会上讲述了南昌起义和长征的艰苦历程，阐明了人民军队的性质，以及当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我们这些农村青年，第一次聆听这样的革命历史报告，第一次认识到共产党为解放中国走过的曲折道路，也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自己这一代人肩负的责任。报告道理新鲜、语言朴实，给了大家极大的鼓舞。那次会议深深触动了我，让我暗下决心：要像革命前辈一样，当一辈子兵，干一辈子革命。

川南行署将我们编成部队，并非直接送往前线，而是等待上级派部队来接收。大约八月初，上级从云南即将转业的集训队中，挑选了一批老兵前来接管我们，担任营、连、排、班长。原有的干部全部撤出，原来的班排长均改任副职。接管一周多后，经过组织整顿和行军教育，部队便准备开拔了。

8月13日，部队奉命向李市镇进发。清晨从云峰寺出发，沿方山、石棚、长江边、瓦窑坝的大路行进，下午三点多抵达瓦窑坝第一中学宿营。我们行军时还穿着百姓衣裳，长短不一，颜色杂乱，外表几乎可与旧时民团相比。但这支队伍已具备了人民军队的气质，一路上精神饱满、纪律严明、令行禁止。

宿营后第一件事，是派公差到蓝田镇惠民米厂领取军粮，为后续行军做准备。我身为副班长，带头出公差是分内之事，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去蓝田镇看望八姑，告诉她我们即将离开泸州、奔向远方。班长杨荣昌批准了我的请求。

第二天行程约四十里，目的地是泸县的福集镇。八月中旬，酷暑难当。为避开烈日，部队凌晨五点多便出发了。那时泸州城外尚无公路桥梁，我们从瓦窑坝经三道桥、小关门、新马路、大河街，直抵沱江边的汽车码头，搭乘汽车轮渡过江，在小市码头登岸。码头位置就在如今沱江一桥下游、荣峰商场一带。

部队过江后，沿小市正街经转角店、宝莲街、接官厅走上出城公路。所经之处，街边站满了手持标语的群众，目送子弟兵向前线开进。不少路段悬挂着“热烈欢送泸州子弟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横幅——这大概是泸州历史上首次有如此规模的队伍奔赴战场，乡亲们无不欢欣鼓舞；而我们这些承载着父老厚望的青年军人，也由衷地感到自豪。

队伍中许多人常年耕种田间，从未进过城，不知泸州是何模样。这天穿城而过，沿街百姓热烈欢送的场面，深深印在了每个人心里。渡江加上走走停停，花了几个钟头才走出城区。泸州之大，超出我的想象。而这座宏伟美丽的城市，也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三)

石燕桥附近的李市镇，是一座古老的农村集镇。街道只有四五米宽，住着几十户人家。我们连队驻扎在镇上，各班分散借住在老百姓家中。这个仅几百人的小镇，突然迎来了一支两百多人的队伍，难免给乡亲们添了不少麻烦。怎样搞好军民关系，成了我们面临的大事。

好在我们的班排干部都是经历过战争锤炼的老兵，深谙我军拥政爱民的传统。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很快学会了做群众工作——经常帮老乡挑水、打扫院子，渐渐与群众熟悉起来，就像老部队一样，受到了老百姓的真心欢迎。

李市镇是我们正式换上军装的地方。从仅有一身粗布衣的“准军人”，一下子变成了“富有者”：每人领到两套外衣、两套衬衣、一条棉被、一条床单、两条内裤、两双袜子、一双布鞋、一双胶鞋、一顶蚊帐、一个挎包、一个水壶、一副绑腿、一条米袋、一个瓷碗，还有一张用来包裹衣物的包袱皮。自从穿上军装，我们才真正褪去农民模样，有了军人的轮廓。

但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实在不容易。换装前，连队领导反复强调穿上军装的意义，要求着装整齐、严守军容风纪，不许打赤脚，否则“穿上军装也不像正规军人”。然而，过惯了农村散漫生活的我们，一时很难适应这些要求。有人偷偷脱掉鞋子，更多人不习惯穿袜子。即便我们这些当副班长的，同样觉得鞋袜束缚，却不敢违反规定，只能硬着头皮穿着。连队每天晚点名，穿鞋袜的问题总是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

我们在李市镇驻扎了整整一个月。之所以停留这么久，是为了等待荣县的新兵前来汇合。就在这段日子里，发生了两件让我记忆犹新的事。

第一件，是第一次看见火车时的狂奔。

李市镇虽小，位置却重要——成渝铁路正从镇旁经过。一天，我们突然听到“呜——”的长鸣，接着是“哧——”的排气声，然后“哐当……哐当……”的声响持续不断。这陌生的动静让大家又惊又奇，不约而同朝声音方向张望。渐渐地，一个黑乎乎的大家伙从小山背后驶出，拖着长长的车厢奔向成都方向。我们这些从未见过火车的人，顿时觉得新奇无比，不顾一切地奔向铁路，争先恐后去看个究竟。

说起铁路，四川人民盼了多少年！早在清朝末年，川人就筹划修建成渝铁路，百姓省吃俭用凑集钱款，盼着这条运输大动脉早日建成。然而清王朝摇摇欲坠，无心民生；后来的军阀们只顾争权混战，人民的愿望终成泡影。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1949年建立新中国，四川人民的铁路梦才有了实现的根基。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国家用钱的地方很多。即便如此，仍在经济十分困难、社会尚未完全安定的情况下，将成渝铁路纳入国民经济三年恢复计划。获得解放的四川人民爆发出巨大力量，近五百公里的铁路，仅用一年多就完成了路基工程，当时正在紧张铺轨。战士们不顾纪律狂奔去看火车，不仅是出于好奇，更折射出人民对铁路的深切期盼，是发自内心的狂喜。

对于这次“无纪律”行为，部队领导并没有简单批评指责，而是结合大家看火车时的振奋心情，引导我们思考：为什么今天我们能亲眼见到铁路通车？为什么过去几十年四川人民盼不来一寸铁轨？从而加深对“保卫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理解，把一次小小的违纪，变成了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第二件，召开军人大会，批评一名开小差的战士。

荣县新兵与泸州新兵汇合后不久，连里发生了一件事：一名荣县籍战士突然失踪了。连部发现有人开小差，立即向上级报告，并紧急召集副班长以上干部开会，检讨管理中的疏漏，要求各班排密切关注新战士思想动态，加强个别谈心，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第三天，当地武装部就将那名战士送回了部队。

为教育本人、警示大家，连里召开了一次军人大会。我清楚记得，全连集合在镇外一处打谷场上，对这名开小差的战士进行批评。这种会当时被大家称作“斗争会”，形式与农村开批斗会有些相似。为帮助他认识错误，各排都安排了善于说理的骨干发言。其实，这名战士并非抵触当兵，只是思家心切、舍不得父母，一时糊涂才离队。

正当大家陆续发言时，一名情绪激动的战士突然站起来——或许是觉得老乡的行为丢了家乡人的脸——上前就打了他一记耳光。我们这些泸州兵在一旁看着，心里暗暗庆幸自己没有半途而废。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甚至成了我们私下里一种说不出口的“沾沾自喜”，仿佛坚持下来本身就已是一种荣誉。

二、出川

（一）重庆南岸的等待

1951年9月12日，在离开李市镇的前一天，连里专门组织了一次乘车行军教育，讲解了行军纪律、上下车注意事项等，为次日的转移做好准备。

第二天一早，李市镇旁的成渝公路边停满了“大道奇”十轮卡车。第一次坐车行军，大家心里都格外兴奋——十个轮子毕竟比两条腿快得多。当天下午，我们便安全抵达了宿营地：重庆南岸。

南岸位于朝天门码头对岸，我们乘渡船过江，一上岸就到了驻地。这一带属于重庆城区，沿江而建，房屋低矮陈旧，风貌与泸州相差不大。由于没有宽敞的楼宇可供集中住宿，我们仍分散借住在老百姓家中。

当时四川交通闭塞，出入主要依靠长江这条“黄金水道”。我们在此等候出川的轮船，一等就是六天。

就在重庆停留的这几天，连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天晚上，指导员朱光禄召开班以上干部会议，布置批评袁寿才的相关事宜。我心里有些不解：袁寿才怎么了？为什么要开他的批评会？

袁寿才是邻玉场许大娘的养子，和我们是同乡，一起参军。虽然在邻玉场住得不远，但我是入伍后才认识他的。

朱指导员说：“袁寿才到重庆以后，因为快要出川、远离家乡，思想出现了动摇。他甚至声称自己是旧军官的儿子，并大肆谩骂共产党和解放军。连里对他进行过个别教育，但他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帮助他改正错误，决定召开军人大会，对他开展批评教育。”

会上，指导员还布置了出川前防止政治事故、乘船安全等相关工作。

遗憾的是，袁寿才到了东北以后，依然没有明显的进步，成了连里有名的“后进分子”。由于旧社会对他影响太深，即便经过部队一年多的教育，他的立场仍未能转变。在五常县冬季大练兵期间，他仍被视为落后分子，最终被清理回乡。

（二）

1951年9月18日清晨，我们终于等来了大轮船。第一次见到这样高大的客轮，大家都觉得惊奇——它约有五六层楼高，五六十米长，是航行在长江上的商业客轮。卧铺都是给旅客的，我们全营士兵挤在统舱和过道上，背包当坐垫，困了就靠着彼此打盹。整条船被塞得满满当当。

那时长江航道还没有航标灯，轮船只能白天行驶，夜晚停泊。第一个停靠点是万县港。那是上游一个大港口，往来船只常在此补充物资。抵达时天色尚早，但我们不准上岸，只有少数干部上去看了看。

第二天天刚亮，船又启程。沿途经过双江、盘石镇，抵达云阳。每到一地都有人上下，毕竟长江是出川最主要的通道。从云阳开始，沿岸名胜古迹渐渐多起来。船上的喇叭每到一处便作介绍，给单调的航行添了不少意趣。

过了瞿塘峡，长江变宽，船身平稳，人们没有了穿急流、过险地的紧张心情。太阳西斜以后，下方岸边出现了密密麻麻的房屋，巫山县城到了。

巫山县城，建在大宁河与长江的汇合处。其地势陡峭，因此，县城很小。但是它却是四川与湖北的边界城市。轮船在此停靠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轮船从巫山港起航。白天，要穿行于巫峡和西陵峡中，到达三峡口外的宜昌市。宜昌，位于湖北西部、长江三峡东口，自古便是“川鄂咽喉”，也是中上游航运的重要中转站。轮船靠岸时，天色已近黄昏。上级传来命令：“准备下船！”经过三天的航行，战士们早已疲惫不堪，听到下船无不精神一振。

岸上早已人山人海，锣鼓喧天。人们打着欢迎志愿军的横幅，迎接我们进城休息。步行进入城区时，天已昏暗。我连被安置在市中心一座庙里，里头早已点亮灯火。大家还没完全安顿下来，街道组织的慰问队就来到了驻地。妇女们争着把战士们汗湿发臭的衣服拿去清洗，第二天上午又叠得整整齐齐地送回来。这件事让我们十分感动，排长特意让我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她们对志愿军的深情厚谊与周到安排。次日午饭后，我们换乘一艘更大的轮船，日夜兼程赶往武汉。

（三）

1951年9月23日，是我们离开重庆的第六天。下午，轮船抵达武汉汉口港。离码头不远处，矗立着一幢钢筋水泥结构的二层洋楼，里面空荡荡的——后来才知道是汉口纱厂的仓库。我们全连住在二楼光秃秃的地板上，地面倒还干净，大概事先有人打扫过。

那时虽已过秋分，但“火炉”武汉毫无凉意。楼里没有铺盖，我们就把白床单铺在地上睡。人多拥挤，汗气蒸腾。为了等候北上的火车，我们在这里又等了六天。四川兵第一次见到这样宽阔的街道、整洁的环境、高大的洋楼，觉得比重庆还要漂亮，心里很是欢喜。

1951年9月30日，是个烈日炎炎的日子。这天，我们登上专列离开武汉。列车是闷罐车厢，每排乘一节，班排长守在车门处，既为安全，也因那里有一条门缝，能透进些许光线，让车厢里不那么昏暗。这条缝还有另一个用途——行车途中若有人内急，便只能在那里勉强解决。

火车开往哪里？途经何处？营连首长一概没有说明。

一上火车，就像被关进了移动的铁屋。白天靠门缝透进一丝光，夜晚则漆黑一片，大家昏昏沉沉地睡。沿途很少停靠，无论大小站都不准下车，唯有到开饭的车站才稍有活动自由。有时为让车，在一个地方一停就是几小时。这样过了六天七夜，终于在10月6日清晨到达黑龙江省的五常县火车站。

短短几日，从南到北，我们第一次体会到如此巨大的温差。在汉口上车时，酷暑余威仍让人喘不过气；抵达五常时，却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站台上欢迎志愿军的人们穿着厚棉衣、戴着皮帽、脚踏大头鞋，呵着白气——一切迹象都表明，这里已是寒冬。而我们身上只有两件单衣，脚上是薄胶鞋，冻得浑身发抖。大家拼命跺脚活动，仍抵不住刺骨的寒冷。为了尽快离开这冰天雪地，连长急忙带着我们奔向五常县城郊的一个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