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16日，东京方面抛出了一份外交辞令，这玩意儿放在整个现代外交圈子里看，都算是个异类。
这声明短得离谱，核心意思就一句话：“以后不带国民政府玩了。”
过了两天，大概是觉得这话说得太隐晦，怕别人听不出好赖话，日本方面又补了一句狠的，说这意思比“否认”还要决绝，是要从根儿上把蒋介石政权给抹掉。
这话乍一听挺唬人，像是胜券在握的大佬发言。
可要是非得翻译成大白话，那就是：既然你不听我的，那我就当没你这个人，我自己捏个听话的泥人陪我过家家。
这就很有意思了。
要知道，哪怕把时间轴往前推个六十天，日本高层那帮人还在抓耳挠腮地琢磨：到底用什么招，才能把蒋介石逼到谈判桌边签字画押？
从“跪下求我”变成“你是空气”，这短短两个月，日本人的脑回路到底那是怎么转的？
往深了挖，这其实就是一笔从战术部署到战略规划全都烂在锅里的糊涂账。
咱们把镜头拉回1937年11月，那个乱糟糟的深秋。
那会儿，上海那边的仗刚打完。
日军第十军那是杀红了眼，11月18日直接给下面发话：“别停，一口气冲到南京去。”
这道命令其实挺让人玩味的。
因为它跟东京大本营那时候的算盘，完全是拧着劲儿来的。
这头前线喊着冲，那头东京的统帅部，特别是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正拼了命地想踩刹车。
多田骏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上海这一仗，赢是赢了，可也就是个惨胜。
自家这边伤筋动骨，粮草弹药都在后头没跟上，哪有力气搞长途奔袭？
他的意思是，部队到了苏州、嘉兴这一带就赶紧停，喘口气再说。
再往深了想，这里头还有个政治逻辑：留着南京那个政府，好歹还能有个谈判的对手；真要把南京端了，万一蒋介石铁了心不投降，日本手里连张牌都没了。
于是，11月20日，统帅部发了死命令：都给我停下，就在现在的地界上待着，谁也不许动。
可前线那帮杀才哪里听得进去？
华中方面军递上来的报告，字里行间透着股狂热劲儿：“拿下南京，这事变就彻底解决了。”
特务部长更是给东京画了个超级大饼：
中国军队八十三个师，已经被咱们废了一半，剩下那四十万人也就是一群惊弓之鸟，枪里没子弹，肚里没干粮。
只要咱们再补上一脚，中国军队的主力就彻底散架了。
这就是典型的赌徒心态。
东京看的是国库，怕陷进泥潭拔不出腿；前线盯着的是勋章，怕停下来功劳没了。
折腾到最后，胳膊终究没拧过大腿。
12月1日，日军统帅部松口了，正式下达指令：目标，敌国首都南京。
为此他们还找了三条理由，听着一条比一条顺耳：
头一个，只有端了南京，才能给中国政府来个“受不了的重击”，逼他们低头。
再一个，趁着对方撤退乱成一锅粥，正好抓俘虏，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
还有一个，虽说部队累得够呛，但这不还有飞机炸嘛，只要这口气提起来，对面自己就崩盘了。
就这样，十几万日军跟决堤的洪水似的，直奔南京而去。
后面的事，史书上都写着呢。
12月13日，南京城破。
对日军来说，这可是“开天辟地的大喜事”。
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骑着高头大马，踩着满街的血腥搞了个入城仪式。
为了让中国军民“见识皇军的威风”，这帮人选了个最不是东西的法子——屠城。
三十多万军民倒在血泊里，两万多起侮辱妇女的案子。
这暴行狠到了什么程度？
连日本的盟友德国人都看不下眼了。
德国驻华官员往国内发的报告里直接写道：“这哪是个别人的事儿，这分明就是整个陆军，是这支军队本身变成了野兽和罪犯。”
他甚至用了个词来形容这帮人——“兽类集团”。
日军琢磨着，这雷霆手段一出，中国那边肯定得吓得腿软。
可偏偏，他们算漏了一笔最要命的账：当恐惧到了极点，生出来的可不是顺从，而是不死不休的仇恨。
拿下了南京，日本人这会儿有点飘。
12月21日，德国大使跑来传话想调停，日本内阁直接甩出一份苛刻到极点的“和平条款”。
这一单，日本人那是真敢张嘴：
承认伪满洲国；
内蒙得自治；
华北、华中搞非武装区；
还得赔钱；
经济上还得合作…
这哪是谈和啊，这分明是要把中国大卸八块，变成日本的后花园。
连负责传话的德国大使狄克逊都直摇头：“这两边差得也太远了，没戏。”
果不其然，中国外交部那边回绝得硬邦邦的。
这下子，日军就尴尬了：首都占了，人也杀了，狠话也放出去了，可对面就是不低头。
咋整？
按说这招逼降既然不好使，那就该重新琢磨琢磨战略。
可日本人的脑子是直线的：既然你不听话，那行，我就当世界上没你这号人。
这么一来，就有了开头那一出——1938年1月16日，发声明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说穿了，这就是恼羞成怒之后，把脑袋埋进沙子里的鸵鸟做法。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份声明发出来的当口，日军内部其实已经有人觉出不对劲了。
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在日记里写得挺明白：“拿下了南京，这不过是中国问题的开场白，真正的持久战，今儿个才算刚开始。”
东京那边总算是回过味儿来了：这一脚下去，是踢到了铁板上。
1938年1月30日，参谋本部悄悄弄了个《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草案》。
日军终于认清了现实，准备把这仗分成三截来打：
第一阶段（1938-1939）：别瞎折腾。
少打仗，多休整，先把华北、华东占下来的地盘消化消化。
第二阶段（1939-1940）：去打武汉，把新弄出来的傀儡政权扶正。
第三阶段（1941以后）：干瞪眼等着。
等国际形势变天，等苏联那边有动静。
为了配合这个“持久战”，日本还计划在1940年把兵力扩充到六十个师团。
这算盘打得倒是精：既然一口吃不成个胖子，那就慢慢磨呗。
可问题是，这笔账又算岔劈了。
因为这个“持久战略”有个要命的前提：它假设中国军队会乖乖配合日军的节奏，不会发起强力反攻。
日军以为自己手里攥着遥控器，想暂停就暂停，想播放就播放。
可战场这玩意儿，它不是单机游戏啊。
中国军民的抵抗压根没因为南京丢了就停下来，反倒是那场大屠杀，把大伙儿的心彻底给激硬了。
国民政府发了个《告全国国民书》，说得明明白白：“最后决胜的关键…
就在全国的乡村和老百姓那颗打不垮的心上。”
日军原本想着“咱先别扩大战面”，结果被战场形势拽着鼻子走，被迫提前一年就发起了武汉会战。
从“速战速决”的迷梦，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再到“长期持久”的无奈。
日本人在南京这盘棋上，面子有了，地盘也有了，可那个最关键的战略主动权，算是输了个底掉。
那个骑在高头大马上耀武扬威的松井石根怕是做梦也没想到，他踏进南京城的那一刻，压根不是什么胜利的起点，而是日本帝国一脚踩进泥潭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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