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一文中我提到了元朝权势最为显赫的阿拉伯人赛典赤家族的相关历史，通过其姓名“赛典赤”可知，他们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因此他们被穆斯林世界认为是“圣裔”拥有很高的地位与威望，这种宗教造神的“圣裔”身份地位高得吓人，走到哪儿都被穆斯林敬重，号召力爆棚。
元朝时期，大批西域色目人（主要是中亚、西亚的穆斯林游牧部族）加入蒙古人的探马赤军雇佣兵，跟着蒙古铁骑往东方中华地区打，目标就是灭掉汉人的大宋王朝。其中的赛典赤家族最为突出，他们不仅是中亚布哈拉地区的乌孜别克部族，还融合了阿拉伯人穆罕默德血统，是西域色目人里的顶级代表、领袖级人物。
正因为赛典赤家族有这么强的号召力，他们的拥护，让大批西域穆斯林部族就蜂拥而来，跑到东方帮蒙古人打大宋。赛典赤家族则成了蒙古人与这些色目雇佣兵、仆从军之间重要的沟通桥梁和中间人。靠着拉来的大量西域兵马和色目仆从，蒙古人灭亡南宋的战争才终于顺利的结束。
后来元朝政府论功行赏，把富饶的云贵高原（也就是云南行省）直接赏给了赛典赤家族，让他们世世代代掌管。赛典赤·赡思丁本人被任命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相当于省最高军政长官），他儿子、孙子、后代几乎把云南的达鲁花赤、平章政事等要职全垄断了，军政大权牢牢抓在手里，权势滔天，甚至后来还追封他为咸阳王爵。
但是，赛典赤家族的权力从来都不只有云南行省一个地区，而是遍布元朝中央和各省地方，这也是我本篇要补充的内容。
1、皇帝重病，赛典赤·伯颜权倾朝野
赛典赤家族在元朝中央、西北、西南、华南均有高官，父子两代尤为突出，据《元史》等史料，赛典赤的五个儿子在元朝都身居军政要职，且多与蒙古的王室宗亲成员联姻通婚，遍布地方与国家中枢：
长子纳速剌丁，不仅担任过云南行省平章政事、陕西行省平章政事，还进入中央，出任中书省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直接参与元朝核心军事中枢的决策。次子哈散，出任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掌管广东一地的军政大权，民政、军务一手抓。
三子忽辛，历任云南行省右丞、江西行省平章政事，还做过云南诸路转运使、陕西行台御史中丞，既管地方行政，也负责监察要务。四子苫速丁·兀默里，担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继承家族在云南的根基与治理重任。五子马速忽，官至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执掌云南地方军政大权。
从赛典赤·赡思丁所生的这第二代五兄弟的任职情况可以看出：赛典赤家族虽然根基和主要影响力在云南行省，但到了他儿子这一辈，势力范围已经明显向外扩展，开始在陕西、广东、江西等多个行省担任关键要职，不再局限于云南行省一地。
等到了第三代（赛典赤孙子辈），家族影响力更是进一步扩散到全国范围：族人不仅在全国各地行省担任高官，还有不少人进入元朝中央，甚至做到宰相一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长子纳速剌丁之子——阿不·伯克儿，忽必烈赐名伯颜，后世常称“赛典赤·伯颜”（承袭祖父尊称）。
赛典赤·伯颜先任江淮行省参知政事、江西行省左丞、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一路做到地方大员，至元三十年（1293）升中书省平章政事，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他被任命为中书省平章之首（底万长官），成为核心副宰相之一，协助丞相掌全国政务，是回回色目人里少见的中枢重臣。
赛典赤·伯颜前后在中书省任职长达十余年，贯穿元世祖晚年到元成宗时期，1294年，忽必烈驾崩，他奉召把出镇漠北的铁穆耳（后来的元成宗）接回开平即位，是助力铁穆耳继位的关键执行人。
忽必烈晚年已经连曾经与自己一起打天下，甚至是儿时旧友都不再相信，他不仅罢免了许多汉人大臣，甚至许多蒙古亲王勋贵也被遭到他的猜忌。他把日常朝政、全国行政、财政、地方行省调度都交给年轻的回回色目人赛典赤·伯颜负责处理。
忽必烈在自己病重的时候，还安排赛典赤·伯颜参与顾命、护送、稳定朝局的工作，让他去迎接铁穆耳回京继位登基，告诉所有人(汉臣和蒙古勋贵)，赛典赤·伯颜是自己钦定的顾命大臣，由他辅佐新君。
然而，元成宗铁穆耳在位一共13年，登基没过多久，身体就开始一直很差，常年卧病、很少上朝，根本没法亲自处理繁重的朝政，后来更是大病不断，连日常理政都难以支撑，所以朝廷里大大小小的政务都交给了卜鲁罕皇后和伯颜二人处理。
因为这个原因，赛典赤·伯颜得以长期主持中书省日常政务，元朝全国的行政、财政、人事、调度等关键事务，基本都由他牵头处置、奏报裁决。元成宗久病不视事，相当于把朝廷实权、日常国政都托付给了伯颜，他就是当时朝堂上实际主政的核心人物，权力极重、地位无人能及。
在这13年的时间里，赛典赤·伯颜在元成宗病倒不理朝政期间，都做了什么？
此时元朝皇帝名存实亡，赛典赤·伯颜凭借中书省大权，大肆提拔、安插西域色目和阿拉伯回回出身的官员，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庞大势力，不仅重用同为回回的阿合马余党、西域色目官僚，还将大量色目亲信安插于行省平章、转运使、盐课、财政、监察等关键职位，尤其对回回商人、西域富商多方庇护、给予贸易与税收特权，使色目集团在行政、财政、商贸领域全面渗透，彻底打破蒙、汉、色目三方平衡，形成以他为首、独揽朝政的色目回官集团。
大德十一年（1307），虽然在位十余年、但却长期重病缠身的元成宗终于驾崩，朝局瞬间陷入权力真空。而长期独揽中枢大权、羽翼已丰的赛典赤·伯颜，其政治野心也在此刻彻底暴露、膨胀到极点。
他公然与卜鲁罕皇后、左丞相阿忽台等人勾结密谋，决意拥立长期镇守西北、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宗王安西王阿难答继位元朝皇帝之位，企图借助阿难答的伊斯兰宗教倾向与军事力量，彻底掌控朝政。
阿难答是元世祖忽必烈嫡三子秦王忙哥剌的嫡长子，统辖唐兀之地（今宁夏、甘肃、陕西等地），世袭安西王，同时兼领秦王爵位，手握双印、位极宗王，是元朝镇守西北的最高军政首脑。他统辖陕西、宁夏、甘肃全境，势力南及四川、西控吐蕃、西北抵达吐鲁番，掌控整个西北战略要地；麾下手握重兵十余万，长期主持西北边防、节制诸军，在当地军政一言九鼎、生杀予夺，乃是割据一方、权倾西北的“西北王”，根基之深、兵力之强、地盘之大，在元朝宗王中极为罕见，具备直接问鼎皇位的雄厚资本，且早已野心勃勃。
阿难答身为安西王、镇守西北，自幼因父亲常年征战、疏于管教，又早逝缺位，加上养母暗中灌输伊斯兰教思想，最终成为虔诚的穆斯林。他的王府地处西北前线，胡商往来繁杂、人员成分混乱，他甚至强令麾下将士与王府众人皈依伊斯兰教。
阿难答深知朝中回回权臣赛典赤·伯颜势力庞大，便长期与其暗中勾结；而伯颜也看中阿难答手握重兵、宗教立场相近，于是与左丞相阿忽台等人合谋，打算趁元成宗驾崩、皇位空虚之际，拥立阿难答登基。
但是他们的阴谋很快败露。自幼受汉人儒学思想，拜汉人大儒为师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后来的元仁宗)与海山（后来的元武宗）抢先发动宫廷政变，将这一集团彻底铲除。最终，赛典赤·伯颜、阿忽台等人被当场诛杀，阿难答也被赐死，党羽尽数清算，这场勾结西北宗王、妄图以伊斯兰教干预皇位的政变阴谋，以主谋全部被一网打尽、身败名裂而暂时失败。
2、打压自己同族功勋，却给回回做嫁衣
尽管赛典赤·伯颜与阿难答等穆斯林勾结谋逆、妄图改元国本，让中华大地沦为伊斯兰教国家的阴谋策划最终未能得逞，但这一事件也给后世留下了极为深刻、极为沉重的警示：任何时候都必须警惕外来宗教势力与地方军阀、朝中权臣相互勾结，警惕利用皇位更迭、皇权真空之机染指国政、颠覆祖制、动摇中华根基的图谋。
这场险些让中华文明陷入倾覆之灾的巨大隐患，其最早的埋雷者正是元世祖忽必烈，他对此有着无法推卸的根本责任。
他自以为可以通过打压汉人士大夫与蒙古勋贵，人为制造蒙古、汉人、色目三方相互牵制的政治格局，从而牢牢掌控皇权。在他眼中，色目回回作为外来的第三方力量，既无蒙古勋贵的军权，也无汉人群体的庞大基础，最易操控、最不易威胁皇权，因此刻意将其抬升，用以制衡蒙古宗王与汉臣势力，防止任何一方独大坐大。
然而，这一系列操作，本质上都是忽必烈晚年猜忌深重、权术滥用的昏庸之举。
他机关算尽，却完全没料到：继位的元成宗铁穆耳身体孱弱、常年重病，根本无力亲理朝政，最终将中枢大权几乎尽数托付给赛典赤·伯颜一人独掌。色目回回势力借此急剧膨胀，彻底打破了他原本设想的三方制衡格局，使得政治平衡全面崩坏，朝政愈发失衡、派系倾轧加剧，为元朝中后期的政局的全面动荡埋下了深重祸根。
总而言之，忽必烈想要平衡各方势力、巩固皇权，初衷本无可厚非，但他采取的手段过于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元朝的统治根基，本就建立在蒙古宗室与广大汉人群体之上，蒙古大汗之位更是依靠蒙古勋贵与汉军世侯浴血奋战得来，这才是他立足的根本。可为了制衡同族与汉臣，他竟刻意疏远亲族、重用色目回回势力，天真地以为这类群体无根基、无兵权、易于操控。殊不知，一旦皇权出现更迭、继位者孱弱，被他一手抬举的色目集团便会趁机坐大，甚至借助境外势力影响渗透朝堂、图谋颠覆国本。以史为鉴可知，集权之道重在巩固根本、壮大同族根基，而非一味打压自家人、轻信外来势力。否则终将沦为孤家寡人，让朝堂被异己集团把持，给国家与文明带来难以预料的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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