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一个阴雨的夜晚，上海霞飞路的旧式公寓灯火暗淡。外滩的汽笛声隔着雨幕传来，像是提醒某件大事正悄悄逼近。就在这天，时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的陈赓收到一份密信，信上只有寥寥十余字，却足以搅动整个地下战线——“组织内部疑有叛徒，行踪已明，速断”。

密信来自杨登瀛。熟悉情报圈的人都知道，这位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鲍君甫”，白天挂着国民党调查科骨干的招牌，夜里却频频将秘密送往中共中央特科。自从1929年春他与共产党员陈养山结识后，两条平行线开始交汇，陈赓正是在他们牵线下获得第一手内幕。

这次的线索直指戴冰石。戴原是一名普通的卖文具伙计，1928年“四·一二”清洗后被捕，短短数日便折服于金钱与威逼。他主动要求“回炉潜伏”，借着推销纸张的幌子进入地下党联络点。上海滩商铺鳞次栉比，来往送货天衣无缝，他的身份不易暴露。

值得一提的是，戴冰石为了取得组织信任，竟把自己小姨子带进店里配合掩护。外人看来是姐夫关照小辈，实则借“血亲”制造无懈可击的障眼法。叛徒心理常伴极端谨慎，他深知任何可疑动作都会毁掉全部筹码。

然而天算终究输给人算。1931年2月，杨剑虹命杨登瀛率队查抄该联络点，表面是抓“共匪”，实则替戴冰石“立功”。计划原定逮八名同志后故作宽仁，再顺势将小姨子放走，以便清除戴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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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看不出破绽，局内人却捕捉到漏洞。杨登瀛负责押解时，听见戴冰石反复要求“把我小姨子放回去”，话音里透出焦灼与心虚。回到调查科，他立即向陈赓发出暗号：“身份已见端倪，此人急于脱身。”

“老杨，情况紧急，务必速报中央！”陈赓当晚回电，语气少见地急促。随后他整理线索，以特科加急电报呈送中央。翌日清晨，中央只有一句批示：“在短期内将之除掉。”短短十二字，决绝而冷静。

红队便是在这样的命令下再次出鞘。红队组建于1927年，每一次出动都以雷霆手段铲除隐患。徐恩曾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谁也不知道下一把匕首会落在谁身上，这支小队让整个中统夜不能寐。”

3月下旬，一个看似普通的接头暗号突然递到戴冰石手中。纸条夹在菜篮底，约定地点是法租界一条僻静弄堂。戴冰石怀疑有诈，请求杨登瀛同行。杨表面答应，心里却清楚此行凶多吉少，他故意将行动时间向上级延后十五分钟。

夜色里，弄堂尽头的煤气灯闪烁。戴刚迈进阴影，便被钢丝索套住喉部，刹那失声。随后冰冷的匕首刺中心脏，动作干净利落——这是红队惯用的“一线一刀”战法，没有多余声响，也不留第二次补刀的机会。不到半分钟，叛徒气绝。

十五分钟后，杨登瀛赶到，看见的只有倒地的尸体和迅速晾干的血迹。红队早已撤离，留下的唯一线索是一截被剪断的钢丝，像讽刺又像告诫。消息送达特科，陈赓在灯下沉默良久，才缓缓合上情报袋。

从此，上海地下组织的秘密联络点得以保全，随后数月再无大规模破坏。杨登瀛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反而稳固——他用“成功抓捕叛徒未遂”的借口解释延误时间，又送出几辆偷税的法国汽车，徐恩曾与陈立夫笑纳。交情深一寸，掌握的情报便深一寸，他继续为我党输送核心机密，直到抗战全面爆发。

如果说刀锋与电报是那段斗争最锋利的双刃，那么像陈赓、杨登瀛这样的暗线则是锋刃背后的臂膀。刀可以阻断一次泄密，臂膀却支撑着秘密战线的持久对峙。短短一夜解决戴冰石，看似简单，却是多年潜伏、人情往来、真假情报交织出的结果。敌我双方在同一座城市角力，每一步都要踩在对方呼吸声上。

陈赓后来回忆这件事，用了四个字：“险象环生”。他不曾强调个人功劳，只提醒后来者——情报战没有烟火，却比前线更残酷；叛徒未必来自外部，往往隐藏在最熟悉的身影里；而红队的匕首，只是无声战场中最后的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