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缅甸战场的泥沼里，日军已经被打得找不着北，败局已定。
那个后来逼着手下士兵去啃草根的疯狂司令官——第十五军中将牟田口廉也，在这绝望关头，嘴里总是个没完没了地念叨：
“这大东亚战争，归根结底赖我。
当初在卢沟桥，那第一枪就是我带头放的。”
听这话，像是个疯子在忏悔，又像是在变相吹嘘自己能耐大。
可咱们要是把日历翻回1937年的那个夏天，你就会明白，把一场卷进去几亿人的特大战争，归罪于“某个人、某颗子弹、某次走火”，那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七七事变，乍一看是两边当兵的擦枪走火，可你要是把当时两边高层的脑回路拆开了看，就会发现，这是一场早就盘算好的“生死局”。
局里的每个人，手里都捏着一把算盘，打得啪啪响。
第一笔账：如果“丢人”是个幌子，日本到底图啥？
1937年7月7日大半夜，搞演习，听枪响，说兵丢了，非要进城搜。
这套把戏，日本鬼子演练了不知道多少回。
就在那天晚上，清水节郎带着第八中队，还有后来赶来凑热闹的一木清直，像疯狗一样咬住卢沟桥不放。
哪怕那个所谓的“失踪士兵”没一会儿就溜达回队了，日本人还是不依不饶，非要把事闹大。
这时候，换你是现场的中国指挥官，你怎么想？
是下面人不懂事闹摩擦，还是对面要全面开打？
说实话，当时很难看透。
因为日本人玩了一手极高明的“阴阳脸”。
在北平这头，日军一边动手，一边还在跟你“拉家常”。
他们的顾问樱井德太郎跑去找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要对方答应“别调兵、别把事搞大”。
到了7月9日，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更是拍着胸脯跟秦德纯达成了口头约定：都不许开枪，各回各家。
咋一看，日本人好像就是想占点便宜，没打算大动干戈。
可要是咱们把眼光从卢沟桥挪开，往东京和东北那边瞅瞅，就能看到另一本完全不一样的账簿。
就在北平谈判桌上还要“握手言和”的时候，日本那庞大的战争机器早就加满了油，轰隆隆转起来了。
关东军一听说出事，立马开会，结论就一句话：“趁这个机会，狠狠给冀察那边来一下子”。
两个混成旅团加上空军，火急火燎地往长城沿线压过来。
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更干脆，直接要把第二十师团掏出来送上前线。
最讽刺的一幕出在7月11日。
这一天，日本内阁在东京开了个紧急会，对外发个声明，在那假惺惺地说什么“不扩大方针”。
可就在同一个屋檐下，还是这帮人，转头就批准了陆军的调兵计划：要把关东军、朝鲜军还有国内的部队，一股脑往华北塞。
嘴上全是“和平友爱”，手里全是“磨刀霍霍”。
这哪是什么意外冲突？
这就是一场打着“不扩大”的幌子，掩护主力部队完成战略部署的超级骗局。
牟田口廉也那一枪，不过是给这堆早就浇满汽油的柴火堆，划了根火柴罢了。
第二笔账：宋哲元的“忍”与“悔”
面对日本人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玩法，守着华北的第29军当家人宋哲元，遇上了个要命的难题。
是翻脸开打，还是忍气吞声？
宋哲元心里的算盘，打的不光是国家大义，还有地方军阀的那点私心。
第29军那是他的命根子，要是拼光了，在这个谁有枪谁就是草头王的年代，他说话就不硬气了。
于是，刚出事那会儿，宋哲元选了“躲”。
蒋介石从庐山发来电报，催他“赶紧准备，就地反击”。
可宋哲元还在天津、北平两头跑，想求个和平解决。
为了表示自己“心诚”，他甚至让人把一些防御工事给拆了，搞了一堆自废武功的动作。
7月11日，第29军38师师长张自忠硬着头皮跟日方签了个字：道歉、处理当官的、解散抗日组织。
这让步可太大了。
宋哲元寻思，我都这么给面子了，日本人总该像以前一样，占点便宜就收手了吧。
但他算漏了一件事：这回对手要的不是“便宜”，是他的“命”。
7月20日，当宋哲元还在做着和平美梦的时候，日军的第一波援兵已经全部到位，把刀架在了他脖子上。
图穷匕见。
7月25日，廊坊开打。
7月26日，日军下通牒，逼第29军滚出北平。
7月27日，宋哲元终于回过味来，通电全国要“自卫守土”。
可惜，黄花菜都凉了。
日军利用谈判拖延的这二十天，把北平围了个铁桶一般。
7月28日，日军冲着南苑发起了总攻。
因为之前光想着“躲”，中国军队根本没准备好。
日军飞机大炮一顿狂轰滥炸，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这两位铁骨铮铮的汉子，就在这一天把血洒在了战场上。
29日，北平丢了。
30日，天津也没了。
宋哲元想保住家底，结果赔了个底掉；想求个安稳，结果连地盘都丢光了。
这笔血淋淋的账告诉咱们：在强盗面前，想靠“认怂”来求条活路，最后只能是一条死路。
平津一丢，火直接烧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眉毛上。
这时候，蒋介石面临的压力，那真是大得没边了。
换你是蒋介石，你怎么选？
路子A：承认华北搞特殊，像当初丢东北那样把华北也扔了，换几天安稳日子。
路子B：押上全部国运，跟日本这个工业强国硬碰硬。
当时中日两国的实力，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日本一年的军费好几十亿日元，工业产值甩中国好几条街。
真要打，赢面微乎其微。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讲话。
这篇讲话里，有两个词特别值得琢磨。
头一个词是“弱国”。
他说：“咱们是弱国...真要打起来，那就别分南方北方，别分男女老少，谁都有责任跟鬼子拼命。”
第二个词是“底线”。
他说：“只要和平还没到彻底绝望的那一秒”，还得试试，可“一旦真打起来...大家都得抱着必死的决心。”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止损策略。
蒋介石看明白了一点：日本人的胃口是个无底洞。
从九一八到七七，你越退，他越进。
要是连卢沟桥都不要了，北平也不要了，南京迟早也保不住。
“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这话听着像是在打官腔，其实就是给日本人下了最后通牒：
你要打，那就打。
随着7月28日平津那边枪声大作，和平的最后一点念想也断了。
7月31日，蒋介石发了《告抗战全军将士书》。
8月7日，国防会议拍板：全面抗战。
另一边，延安那边的反应更快。
7月8日，中共中央就通电号召全民族一起抗战。
到了8月下旬，红军主力改名八路军，跨过黄河，直奔前线。
9月22日，国共第二次握手，正式合作。
这不光是军事上的反击，更是人心上的聚拢。
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这盘散沙，终于开始凝固成一块铁板。
第四笔账：干嘛非要去上海开辟第二战场？
咱们把目光往南移。
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了。
好多人纳闷，华北那边打得正热闹，干嘛非要在上海再开一局？
这里头有两层逻辑。
第一层是日本海军想“抢功劳”。
陆军在华北攻城略地，出尽了风头，海军看着眼红。
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从7月中旬就开始叫唤，要去打上海、打南京。
8月9日，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夫硬闯虹桥机场被击毙，正好给了海军一个借口。
第二层，也是更深层的原因，是战略重心的乾坤大挪移。
日本当时想把战火就圈在华北，搞个“华北事变”，想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
如果中国军队主力都在北方跟日军死磕，那是日本人最喜欢的地形——大平原，坦克大炮一冲，谁也挡不住。
而在上海开打，就把战火引向了华中水网地带。
8月14日，中国空军主动出击，对着上海的日军阵地和旗舰“出云号”就是一顿炸。
8月15日，日本政府发声明，说要采取“断然措施”。
这意味着啥？
意味着日本所谓的“北支事变”（华北事变）彻底玩砸了，被迫升级成了“中国事变”（全面侵华战争）。
9月4日，日本裕仁天皇的一道手谕，把这场战争的规模彻底暴露了。
日本临时议会追加了20亿日元的军费。
20亿日元是啥概念？
相当于日本当年国家预算总支出的四分之三。
也就是说，日本把这一年的大半个家底，全押在了这张赌桌上。
从7月7日到8月13日，也就五个礼拜的功夫。
日本军部原本的账本是：在华北搞点摩擦，吓唬吓唬中国地方政府，不用死人就能把地盘占了。
结果呢：把全中国人的火都拱起来了，换来的是殊死抵抗。
宋哲元的账本是：忍辱负重，保住实力，维持现状。
结果呢：兵败如山倒，平津全丢。
蒋介石的账本是：以战止战，逼日本回谈判桌，或者干脆拖死它。
结果呢：开启了长达八年的拉锯战。
日本以为自己面对的是那个软趴趴的旧中国，只要切下一块肉，对方就会跪地求饶。
可这回，他们这一刀下去，切到的不是肉，是大动脉。
喷出来的，是四万万人的冲天怒火。
这笔账，日本人用了八年时间，搭上了整个帝国的国运，最后还是算输了。
正如牟田口廉也后来承认的那样，他在卢沟桥打出的那一枪，击中的根本不是中国军队的防线，而是日本帝国崩塌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当第一张骨牌倒下的时候，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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