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表哥查出来肺癌之后，没吃一粒药，也没住过一天院|一见钟情|周岚|庄重|李哲|烧鹅|肺癌

影像报告出来的那个下午，天气是城市秋天里少见的好。阳光透过医院走廊尽头的窗户，在磨石地面上切出一块块晃眼的光斑。李锐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指尖冰凉。CT影像上，左肺下叶那个三厘米的阴影边缘带着毛刺，像一颗不怀好意的蒲公英种子，牢牢扎在了报告单最下方那行“考虑恶性可能大”的铅字上。

诊室里，头发花白的呼吸科主任推了推眼镜，语气是程式化的凝重：“……早期，有手术机会，预后相对乐观。建议尽快办理住院，完善检查后确定手术方案。”他开了住院单、一叠化验单、还有一长串药名。

李锐接过，道了谢，仔细折好，放进口袋。转身走出诊室时，背挺得笔直。走廊里充斥着消毒水、焦虑和隐隐的哭声。一个年轻女人搀着咳嗽不止的老父亲，从他身边蹒跚而过。

他没去缴费，没去预约检查，也没去药房。径直走出了医院大门。阳光兜头泼下来，他眯了眯眼，把口袋里那叠纸拿出来，团了团，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哐”一声轻响。

妻子周岚是傍晚知道的。电话里，她的声音瞬间变了调，带着哭腔：“你疯了！马上回来！我们去省城，去北京！多少钱都治！”李锐只是听着，等她说累了，才平静地开口：“岚岚，你听我说。我不是放弃。”

“那是什么？不吃药？不住院？这叫不放弃？”周岚几乎在吼。

“我只是不想那样‘治’。”李锐走到阳台上，看着楼下小区里嬉闹的孩子和遛狗的老人，“你记得我爸吗？”

电话那头忽然沉默了。

李锐的父亲，也是肺癌。查出来就是晚期。之后两年，是在无数次化疗、放疗、穿刺、呕吐、脱发和剧痛中度过的。最后那段日子，父亲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浑身插满管子，连说句完整话的力气都没有。弥留之际，父亲攥着李锐的手，浑浊的眼睛里全是哀求，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气音。李锐后来才明白，父亲是想说“让我走”。

“我不想那样。”李锐说，声音很稳，“如果最后的日子注定要倒计时，我想自己选怎么过。”

周岚哭了很久，最终只说：“那你……想怎么过？”

李锐请了长假——他是一所普通高中的历史老师。领导很通情达理，让他安心养病，保重身体。同事们陆续得知消息，同情、惋惜、鼓励纷至沓来，也夹杂着些许难以理解的窃窃私语。李锐一一谢过，退了所有工作群，只留下一个沉寂的家属群。

他没把自己关在家里。相反，他列了一张单子。

第一件事，他去了一家口碑很好的粤菜馆，点了招牌的脆皮烧鹅。生病前，他血脂偏高，周岚严格管控他的饮食，烧鹅这种“不健康”的东西，已数年未碰。金红色的脆皮在齿间碎裂，丰腴的油脂混合着酸甜的梅子酱在口腔化开，他眯起眼，慢慢咀嚼，像完成一个庄重的仪式。

第二件事，他买了去云南的机票。不是丽江大理，而是怒江边上一个小到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傈僳族村落。很多年前在《国家地理》上看到过照片，一直想去，总被“等放假”“等攒够钱”“等孩子大点”拖延。这次，他不再等了。他在那里住了半个月，跟着当地人上山采菌子，在混浊湍急的怒江边发呆，听不通汉语的老奶奶用傈僳语唱调子悠长的山歌。肺部的隐痛偶尔袭来，他就停下脚步，深呼吸，直到那阵不适过去。夜空清澈得不像话，银河横跨天际，他想起自己教过的“天阶夜色凉如水”，课本上的句子，从未如此刻般真实可触。

第三件事，他联系了几个多年未见、甚至有些过节的老同学，一一见面、吃饭、喝茶。有的惊讶，有的尴尬，有的欲言又止。他主动举杯，为少年时的莽撞或误解道歉，也坦然接受别人的歉意。酒是清茶，话是平常，但某些沉甸甸的东西，就在氤氲的热气里慢慢消解了。一个曾因评职称和他闹翻的同事，临走时用力握了握他的手，眼圈有点红：“老李，保重。”

周岚起初天天以泪洗面，后来渐渐陪着他做一些小事。他们去看了一场半夜场的电影，空荡荡的影厅里只有他们俩，看到一半李锐睡着了，头歪在她肩上。他们去了郊区的湿地公园，看芦苇在秋风里起伏成一片灰白的海。他们甚至像年轻情侣一样，在街头分食一个甜筒冰淇淋。周岚不再提治疗的事，只是在他咳嗽时，轻轻拍他的背，眼里藏着深不见底的痛。

儿子李哲从大学赶回来，红了眼睛，却什么也没劝。父子俩深夜长谈，李锐说了很多从未说过的话：关于梦想——他曾想当个流浪画家；关于遗憾——没能在母亲去世前多陪陪她；关于爱——他对周岚是一见钟情。李哲听着，第一次觉得自己真正认识了父亲。

当然，有坏日子。咯血第一次出现时，周岚吓得脸色惨白。李锐自己看着纸巾上刺目的红，也怔了好一会儿。疼痛渐渐频繁，夜里尤其难熬。他开始消瘦，力气不如从前。但他坚持不去医院，只让周岚买来一些最基础的止痛药。

一个远房表哥听说了他的情况，辗转找来，神秘兮兮地推荐“气功大师”“祖传秘方”“能量疗法”，说很多绝症患者都“奇迹康复”了。李锐安静地听完，然后问：“多少钱？”表哥报了个数字。李锐笑了：“有这些钱，够我带岚岚再去两个她想去的国家了。谢谢，不用了。”

深秋的时候，李锐的中学同学搞了一次聚会。大家都知道他的情况，气氛有些微妙。席间，一个当了老板的同学拍着他的肩膀，大声说：“锐哥，别听天由命！砸锅卖铁也得治！需要钱说一声！”李锐举起茶杯跟他碰了碰，笑笑：“心领了。我的命，现在不想卖给医院了。”

他并非不畏惧死亡。深夜独处时，对虚无的恐惧会像冰水一样漫上来，窒息感比肺部的压迫更甚。他也查阅过资料，知道自己的选择在医学上意味着什么。但每当这时，他就回想怒江的星空，回想烧鹅的脆皮，回想儿子理解的眼神，回想和周岚并肩看过的芦苇荡。这些真实的、鲜活的瞬间，像锚一样，把他定在“此刻”。

他开始写一点东西，有时是日记，有时是散乱的随笔，记录天气、食物、偶尔的梦、还有对家人未说出口的话。他也重新拿起搁置多年的画笔，画阳台上的盆栽，画周岚织毛衣的侧影，画记忆里父亲早年的模样。笔触笨拙，但很认真。

天气转冷，他的咳嗽越来越频繁，声音也嘶哑下去。力气流失得很快，出门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多时候，他坐在洒满阳光的躺椅上，盖着毯子，看书，或者只是闭着眼听周岚在厨房忙碌的声响。家里很安静，一种温暖的、柔软的安静，像一层无形的襁褓。

那天早上，阳光特别好。他精神似乎也不错，吃了小半碗周岚熬的鸡丝粥。然后他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周岚。“等我走了再看。”他温和地说，眼神清澈。

周岚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使劲点头，把信封紧紧抱在胸前。

李锐拉过她的手，轻轻握着。他的手已经很瘦，但依然干燥温暖。“这辈子，谢谢你。”他顿了顿，望着窗外湛蓝高远的天空，像在望向很远的地方，“还有……对不起。”

周岚泣不成声，只是拼命摇头。

“还有，”李锐的声音低下去，带着笑意，近乎耳语，“帮我……再订一次那家的烧鹅吧。忽然……有点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