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提起关中东府，大多默认是渭南市所辖的区县，由渭南县演变而来的临渭区，常被看作东府当之无愧的老大。但在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东府概念形成并固化的时代，老渭南县其实处在东府的边缘地带，很多时候甚至不被认为是东府的区县——原因很简单，渭南从明朝嘉靖三十八年起，一直属于西安府管辖。

传统概念里的东府，指的是同州府管辖的八县一州一厅：大荔、朝邑、合阳、澄城、蒲城、韩城、白水、华阴八县，加上华州、潼关厅，民间统称东府十县。东府从诞生起就是地理文化概念，不是行政区划。渭南虽属西安府，但地理上与东府紧挨着，文化习俗也十分贴近，所以渭南人一直自认是东府人。

不过，在陇海铁路进入陕西前，渭南从没奢望过当东府老大，因为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繁荣程度，它都无法与大荔相媲美。大荔作为州府郡一级的衙门驻地，历史超过一千年，而渭南几千年来一直是县，从没有州郡一级的衙门在此。在繁华程度上，两地更是不在一个档次：大荔是东府的交通中心和货物集散地，黄河、渭河、洛河三河汇流，沿岸有大清关、赵渡、花园、苍溪等码头，大宗货物如粮食、铁器、食盐、棉花都从这里转运，客商云集，货物辐凑。相比之下，渭南的街道十分冷清，即使有客商路过歇脚，人数也不多，更没有大宗货物交易。

古代大宗货物运输主要靠水运，成本低、运量大，而陆运的马拉大车装货少、速度慢，成本是水运的好几倍。大荔的码头有完善的配套：货栈、钱庄、船帮一应俱全，还有直接服务航运的水神庙——比如大清湾码头的河斗祠是国家级水神庙，洛河霞庙渡的龙王庙、渭河苍溪渡的水神庙是省级或副省级的，这些庙是商家和船家烧香求平安的地方，类似今天的保险公司。而渭南的水神庙要么是村口的小龙王庙（用来祈雨），要么是南塬七贤里的禹王庙（纪念大禹），都和航运无关。

大荔的政治地位也一直在强化它的繁荣：西汉武帝时，左冯翊专辖关中东部，治所在高陵，后来移到临晋（今大荔）；三国曹魏时，左冯翊改置冯翊郡，辖临晋、合阳等八县，东府政区正式形成；唐武德元年，冯翊郡改为同州，辖9县1监，朝邑县也在这时设立；清雍正十三年，同州升为府，辖十县，成为关中东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大荔还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二十万年前的“大荔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商周时是古芮国封地，春秋时大荔戎国筑城立国，秦厉共公二十六年设临晋县，西魏时改称同州。隋唐时期，大荔更是关中东部的核心，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就出生在冯翊郡（今大荔龙窝巷），他统一了百年分裂的中国，开创了开皇之治，被西方人称为“圣人可汗”。清代的阎敬铭是朝邑人，曾任东阁大学士、户部尚书，他在山西稽查赈务时严格执法，减免繁苛赋税，提倡栽桑养蚕，深受百姓爱戴；爱国民主人士张奚若也是大荔朝邑镇人，1949年他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建议，被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采纳。

1934年，陇海铁路修到渭南并西延至西安，情况发生了逆转。铁路运输虽然成本比水运高，但快捷、安全，大荔的水运码头逐渐萧条，许多小码头消失。渭南的地位随着铁路迅猛上升，解放后成为专区驻地，资源分配和政治地位进一步强化，慢慢取代大荔成为东府的新核心。

建国后，大荔的辖区多次调整：1950年平民县并入朝邑，1958年朝邑县并入大荔，现在大荔是渭南市下辖的县，虽然不再是政治中心，但依然保留着“三秦通衢”“陕菜之乡”“华夏金城”的美誉，冬枣产业远近闻名，还荣获了“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县”等国家级荣誉。

今天的渭南，依托陇海铁路和连霍高速，成为关中东部的交通枢纽，而大荔则以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特色产业，继续在东府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地的变迁，既是交通方式变革的结果，也是行政区划调整的必然，更承载着关中东府千百年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