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冬,沈阳北陵的寒风裹挟着雪粒,吹得吊唁人群瑟瑟发抖。人们口口相传的名字仍是“大帅”张作霖,却鲜有人提及另一位同日殒命于皇姑屯的当代“东北首富”——陆军上将吴俊升。时隔两年,他的坟茔前冷落得只剩几缕纸灰,一旁守墓的老兵咬着牙嘟囔:“当年一起跪在关帝庙起誓的,怎么就记得一个呢?”

要探究吴俊升被遗忘的缘由,得先揭开他的出身与崛起。1863年秋,他出生于辽北昌图一户贫苦人家。祖辈自山东济南逃荒至此,草屋土炕、泥腿风霜是童年的全部景象。舌头冻伤留下的大舌音,让乡亲们叫他“吴大舌头”,谁也想不到这个放羊娃竟能闯出搅动东三省的风浪。

17岁那年,父亲见他整日调皮捣蛋,一怒之下把他送进清军捕盗营烧锅炉。没多久,他凭着给骡马治病的手艺被调去马队。东北山林遍匪,练刀枪的机会大把,吴俊升冲锋不要命,立功一桩接一桩。光绪三十年,三十二岁的他已是后路巡防营千总,胳膊上第一次缀满了镶金肩章。

真正改变命运的,是1907年的关帝庙结拜。那天,张作霖、冯德麟、汤玉麟站成一排,面对香案齊声发誓,同年同月同日生死与共。按岁数排序,吴俊升排行老二。他自己也清楚,能力与魄力比不过张作霖,想活得好,就得抱紧大帅这棵树。事实证明,这眼光和决断极具价值。

辛亥革命后局势动荡,奉天军政迭有更替。吴俊升凭一身横刀立马的狠劲,配合张作霖清剿土匪、维持交通,渐坐稳奉军主力骑兵头把交椅。1917年,郭松龄叛反,炮火烧到沈阳城郊。关键时刻,吴俊升率部驰援统帅府,一通猛攻把叛军逼退,逼得冯德麟逃入草莽。这一仗,奠定了他“奉系二把手”的身份。

翻开民国军阀的财富榜,吴俊升赫然位列前茅。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地,处处有他置下的土地与钱庄。连长春的繁华大马路,也能听到市民念叨:“这条街头一半房子都是吴家旗号。”有人戏称他“骑兵司令兼包租公”,可钱从哪儿来?剿匪、捐税、开银号,手段狠辣却有效。仅田产就近二十五万亩,外加三家火柴厂、两家纺织厂,沈阳西门外的大马场更是饲养骏马三千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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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的吴俊升同样不含糊。对沙俄的东清铁路冲突,他带队夜袭,切断了俄军补给;对日本策动的“满蒙独立”,他在科尔沁草原一战成名,将伪军赶出呼伦贝尔。日方后来放出风声:“只要吴某投靠,可封‘东蒙古王’。”他的回答据传是,“捧个破王帽,不如扛杆好枪。”说话夹着大舌音,却气势十足。

1928年春,北伐军沿津浦路步步紧逼,北京岌岌可危。张作霖决定撤回沈阳整顿,命吴俊升督办沿途警戒。有人劝吴俊升留在山海关以策安全,他不允,坚持要陪同大帅同车返奉:“生死同年同月同日,岂可失约?”几句话铿锵落地,连张作霖都只得苦笑。

6月4日凌晨四时许,专列驶入沈阳北站前的三洞桥。霎时火光冲天,百余公斤烈性炸药将铁轨掀起半米高。车厢被撕开,浓烟夹杂血肉。救护兵翻开残骸,最醒目的是一具被弹片洞穿面颊的肥硕遗体——吴俊升,终年六十五岁。不到半小时后,身负重伤的张作霖也撒手人寰。两人二十一年前的誓言,竟以此结局兑现。

消息传来,奉天城哭声四起;可没多久,新的权力版图已悄然重绘。张学良接管东北,内部派系林立,吴俊升留下的千余骑兵虽骁勇,却因失去主帅而星散各部。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炮轰北大营时,这些昔日冲锋陷阵的骑士只能眼睁睁看着城门洞开。史家多有感慨:如果当年吴俊升尚在,奉军或许不会如此不战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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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一旦落笔,再难改行。更尴尬的是,大帅之死激起全国同情与愤懑,光芒之下,吴俊升的名字反倒被遮蔽。北平、上海报馆竞相刊发悼念张作霖的专刊,却鲜少为吴大舌头留版面。有人说他贪财、嗜赌,死不足惜;也有人嗟叹,“若非口音难懂、行事粗鄙,他的战功不在任何督军之下。”

值得一提的是,财富和风流终究也能留下些奇缘。吴俊升最疼爱的三女儿吴瑞贞,十七岁远赴美国留学,后来嫁给华裔侨领王家后人。她传给女儿王薇薇一份可观的信托,也传下对精致生活的执念。几十年后,人们在奥斯卡红毯上惊艳于Vera Wang的婚纱,却不知这位纽约设计师的外公,竟是当年东北横刀立马的猛将。

很多抗战老兵回忆,吴俊升的遗体运回奉天那天,棺盖还未合上,城中百姓夹道哭祭。可短短数年,他被迅速淡忘。原因不难理解:其一,张作霖的政治分量太重,世人目光自然聚焦于“大元帅之死”;其二,吴俊升生前行迹粗豪,兼具暴敛之名,公众的同情容易被道德成见稀释。再加上稍后国共内战、抗日烽火席卷华北,民众无暇追思一个军阀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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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军政史角度看,吴俊升代表了清末至民国东北军阀群体的典型路径:草莽出身、刀马立功、抱团结盟、富甲一方。这样的历史切面,有时比雄辩的史学理论更鲜活。试想一下,一介放羊童,凭血勇和眼力,堆砌起令日俄都侧目的地盘与兵权,又在瞬息之间被炸得踪影无存——这就是时代的残酷与荒诞。

有学者统计,皇姑屯事件当场死亡人数不足十人,却狠狠撬动了整个东三省的命运。吴俊升被“抹去”的姓名提示着另一个事实:历史选择“记忆”,也同样选择“遗忘”。对掌握财富与武力者而言,荣耀并非永恒,留下的唯有档案里一行枯燥的“卒年:一九二八”。

多年后,站在他辗转迁葬的墓前,有后人轻声念叨:“外公,当年要是你在,咱家是否还留在东北?”墓碑高不过石人一肩,镌刻着简单四字——“忠于主帅”。云卷云舒,北风仍在呼啸,可那个誓言已随炸裂的铁轨散作尘土,成为皇姑屯桥洞下永不平息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