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末的成都，雨丝细得像绸缎，街头茶馆却比往日更为嘈杂。人人都在谈论西南战局，没人留意城北一处深宅大院的灯光彻夜未熄。
潘文华就坐在那盏孤灯下。刘文辉、邓锡侯接连进出，他一句话、一张纸，悄悄把川康数十个团捏在手里。起义方案已写到最后几行，偏偏一件家事横在眼前。
这位“川军二把手”出身草根。二十岁弃药铺挑担，投身新军；四年后毕业速成学堂；又过二十年，肩章升到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山野气息没丢，雄心却被战火磨得锋利。
抗战时期，德安、安庆的炮声让他看清蒋介石的算盘：保江山甚于抗外侮。他替第十军夺回阵地，却换来“忠诚度需再考察”的批示。信任裂痕，由此埋下。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渝谈判。沙坪坝招待所里，潘文华第一次与毛主席长谈，他说：国家要强，须得让天下安生。那晚他握着主席的手，心里有道门被推开。
内战爆发，蒋介石令潘文华镇守川陕鄂边。表面重托，实为牵制。潘文华装糊涂，暗地传话延安；调兵却指向“整训”，坚不与解放军正面开火。
1949年夏，他与刘、邓商定：成都一旦被围，即举义通电北平。细节保密到连亲兵也只知一半。没料到，风声却从卧房里漏出去。
七姨太张俊，昆明姑娘，年方二十七，进门三载，生下一对龙凤胎。她识字、会英语，能替潘文华打理客厅。可每当将军们密议，她总在座。夜色中低头剥瓜子，却把每句话听得清清楚楚。
三次机密会议后，重庆军统来电盘问：“听说潘长官重病，是否考虑赴港？”问得颇为蹊跷。潘文华心底一冷，开始留意客厅的每一道眼神。
观察不久，证据便堆起来：徐远举——川区情报头子——每周一次面访，张俊陪茶；银行突然出现的大额预支，签名亦是张俊；更多细节像落叶，铺满院子。
他不愿下手。深夜，他倚窗听见张俊在隔壁轻声哼唱童谣，孩子笑闹。他想，真是探子，也只是个被利用的女人。可若隐患不除，几十万川军和千万百姓都要陪葬。
幕僚杨续云递来调查材料，只说了一句：“速断，免夜长梦多。”随后退到廊下，不发一言。空气仿佛凝固。
第二天黄昏，花园里桂香正浓。张俊轻轻开口：“外面乱，我同孩子先去香港，你几时来？”
“川中未稳，我不能走。” 潘文华语气淡，却握住她袖口半晌。两行短句，耗尽夫妻情分。
三日后，江边码头。张俊挽着两个孩子，在秋风里回头。潘文华送上一只小皮箱，里头是黄金、珍珠与一封亲笔信。他低声叮嘱：“到港后勿再来信，保重。”
汽笛拉长，船影渐远。将军转身那刻，雨水裹住泪水，没人分得清。
张俊走后的夜里，电台收到周恩来暗号：“甲三乙四，可行。”潘、刘、邓立刻部署：封锁机场；接管电信；约束所属师团静待红旗。12月9日晨，成都通电起义，西南战役时间表被硬生生提前。
西南解放，解放军代价小得出乎意料。蒋介石临行台湾，仍以为潘文华“病重未愈”。直到翌年二月，他才发现最倚重的女线人早已失联。
事后评说众多。有人称潘将军心软，也有人见惯血雨，反赞其高明：若当场处决，军统势必怀疑，暗线全开；若硬拖不决，消息迟早泄漏。唯有送往香港，才能让对手摸不着头脑，还保住一条人命。
1950年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潘文华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谈及往事，他淡淡一句：“刀枪能夺城，需人心相随。”话音未落，周围的人都默然。
至于张俊，档案里只剩寥寥数字：定居香港、中药行入股、子女远赴英伦。她的下半生，再不与政治交集。
有人感慨：如果那天潘文华举枪，或许同样能成功，但四川的解放会添一抹血色。历史没有假设，可在这场生死博弈里，他用最温和方式破局，留给后来人一段耐人寻味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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